如何应对亚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

　　特约作者 庄巨忠　　

　　亚洲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大幅下降，但在同时，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这一情形与上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一些东亚经济体所创造的“公平增长”的奇迹截然不同，也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国家）在过去20年中收入差距下降的趋势相左。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受到亚洲国家与政府的密切关注，许多国家正在采取应对措施。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一个政策制定者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为了保证社会安定与持续增长，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不但要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要缩小收入差距；亚洲国家在减贫方面的卓越表现并不意味可以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视而不见。

　　本文对亚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和成因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应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过去20-30年中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给许多亚洲国家创造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与财富，但这些机会与财富并没有给所有的人带来同样的益处。高技术工人、资本、城市与沿海地区相对于低技术工人、纯劳动力、农村与内陆地区得益更多。这些因素通过三个渠道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国民收入中劳动力报酬份额的下降；人力资本报酬率的上升；区域之间（包括农村与城市及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而由于制度缺陷、市场扭曲和社会歧视等原因造成的机会不均等使得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取向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力量与趋势不应该也不可能被逆转，因为他们是收入增长与生产力提高的原动力。但亚洲政府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消除机会的不均等来缩小收入差距。本文提出三个具体的政策建议：通过有效的财政手段缩小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缩小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经济转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亚洲国家收入差距的最近趋势

　　在过去20年中，亚洲发展中国家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空前的经济成就。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上升与贫困人口的下降。1990-201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国家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633美元上升到了5133美元。在同一时期，根据每人每天1.25美元国际贫困线计算的贫困人口比例从52%下降到了21%。这意味着7亿多亚洲人口脱离了贫困。17个国家贫困率的下降幅度达到了15个百分点。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贫困大幅下降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上升。在29个有可比数据的亚洲经济体中，12个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0年中有大幅增加，包括中国、印尼、老挝、斯里兰卡、韩国、乔治亚、孟加拉、蒙古、印度、塔吉克斯坦、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其中，中国以人均消费计算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32上升到了2008年的43；印度从1993年的33上升到了2010年的37；印尼从1990年的29上升到了2011年的39。 12个基尼系数上升国家的全部人口占亚洲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82%。亚洲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人均消费计算的基尼系数也由1995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46。

　　用最富20%与最穷20%人口人均消费的比例来衡量， 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更加明显。就中国而言，1990-2008年间基尼系数年均增长率为1.6%， 而最富20%与最穷20%人均消费比例年均增长率为3.6%， 也即在20年中，这一比例由5增加到了将近10，几乎翻倍。这说明贫富二极分化的情况比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更加严重。

　　衡量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5%与1%最富人口在总收入或总消费中所占比例。除了太平洋岛国以外，亚洲大多数国家最富的1%人口在全国总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为6%-9%之间，最富5%人口所占比例为17%-22%之间。中国2008年1%最富人群占全国总家庭消费的比例为6.4%，5%最富人群占总家庭消费的比例为20.5%。而在1995年，中国的这两个比例分别是4.6%与17%。

　　收入差距变化的全球趋势

　　从全球范围来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总体来说比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要高很多，与非洲国家相仿，而比拉美国家要低。根据最新数据，亚洲国家基尼系数幅度在28-51之间，拉美国家的幅度在45-60之间，非洲国家的幅度在30-60之间，OCED国家的幅度在22-40之间。尽管亚洲国家基尼系数的总体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不算最高，她们在过去20年中上升的趋势却令人担忧。

　　大多数拉美国家与非洲国家在过去20年中基尼系数都有明显下降。在17个有可比数据的拉美国家中，10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明显下降； 在28个有可比数据的非洲国家中， 18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也有明显下降。与亚洲相似，OCED国家在过去20年中基尼系数有明显增加： 在28个有可比数据的国家中，17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了，包括主要的欧洲经济体如德国、法国、英国、挪威、奥地利、芬兰、西班牙、丹麦、瑞典等，以及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

　　现有的研究表明下列因素对拉美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包括就业机会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鼓励贸易的政策有关；政府对教育与医疗卫生服务投入的增加减少了人力资本的差距；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有助于贫困家庭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等。

　　研究表明OCED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下列因素有关。技术进步与金融一体化更加有利于资本拥有者与高技术工人，而劳动者与低技术工人相对处于劣势；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制度的变化，削弱了工人在工资谈判中的地位；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而劳动力报酬的差距比资本报酬的差距要低；收入再分配力度的削弱等等。

　　亚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本文认为，技术进步、贸易与资本的全球化及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为许多亚洲国家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与财富，但这些机会与财富并没有给所有人带来相同的好处；而由于制度与治理上的缺陷，市场扭曲与社会歧视等造成的机会不均等使得技术进步、全球化与经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加强；这些是亚洲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通过下述渠道影响收入分配。

　　第一，增加人力资本的报酬率。全球化，技术进步与市场改革带来了大量机会，但具有较高教育水平拥有较好技能的人群得益更多，导致了人力资本报酬率的上升。分析表明，在许多国家个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25-35%的总收入差距。而教育水平差异解释收入差距的能力在逐年增加。以中国为例，1995年教育水平差异可解释的总收入差距不到10%，到了2007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26%，在印度，这一比例从1993年的20%上升到了2010年的30%。

　　第二，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例的下降，资本报酬比例的上升。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似，亚洲国家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似乎更加有利于资本。这也表现在许多国家近年来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能创造就业增长百分点的下降。而许多亚洲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也给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造成影响，给实际工资与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比例带来下降的压力。因为家庭与个人之间资产分配的差距比收入分配的差距要大，劳动力报酬份额的下降、资本报酬份额的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三，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与沿海地区因为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接近国际市场的便利条件，相对于农村与内陆地区而言，他们在技术进步、全球化与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新出现的机会能做出更迅速的反应。而规模经济，产业集聚效应，城市化等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优势。分析表明，在许多国家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与地区之间）可解释30%-50%的总收入差距。中国的区域间差距可以解释54%的总收入差距。

　　第四，机会的不均等使得技术进步、全球化与经济改革 通过上述渠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一步加强。

　　应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选择

　　技术进步、全球化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力量与趋势不可逆转，也不该逆转。因为他们是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动力。但是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这是因为持续的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也不利于制度建设，社会治理的改善，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也容易产生对民粹主义政策的诉求。这些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公平。

　　鉴于上述考虑，亚洲国家应对收入差距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通过有效的财政手段以逐步缩小人力资本方面的差距，从而缩小劳动力报酬的差异。第二，通过有效的地区发展战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第三，通过加速经济转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保证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上升，避免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下降，并使其逐步上升。

　　通过有效的财政手段以缩小人力资本差距。具体措施包增加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与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特别是要保证低收入家庭与个人得到实惠；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府对社保的投入；通过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鼓励低收入家庭与个人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或取消一般无瞄准性的价格补贴（如能源价格补贴），而对低收入家庭与个人实施瞄准性的转移支付；扩大税基和加强税收管理以增加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保与基础设施的投入。

　　通过有效的地区发展战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措施包括：改善地区之间交通与通讯的基础设施；在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增长点，促进城市化建设；加强对贫困地区财政支持的力度，以增加这些地区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的投资；消除人口流动的阻力与障碍。

　　通过加速经济转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措施包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保持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平衡发展，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消除不利于创造就业的要素价格的扭曲；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建立；在经济下滑时采用由政府主导的临时就业措施，以防止大量失业的产生。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