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问题的中国利益

　　【财新网】（记者 陈沁）叙利亚问题正在变为阿拉伯之春中最难解之结。

　　从叙全国多地陷入激战，最高权力圈成为袭击目标，到与周边国家在边境上交火及不断的难民潮；从叛逃的前总理希贾卜称阿萨德政权仅控制30％的叙利亚国土，在道德、物质、经济、军事层面正在瓦解，到特使安南协调无果黯然挂冠，再到美国防长帕内塔高调表态美军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种种迹象表明，阿萨德政权大势已去，叙国内冲突日趋白热化，外部力量以何种方式干预已到了将见分晓的时刻。

　　已滑至战争边缘的叙利亚危机将如何收场？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利比亚模式，即美法等国通过外部国际舆论施压，内部支持反对派，通过联合国设立禁飞区，从空中和地面实施军事打击。二是伊拉克模式，即绕开联合国，由美国和北约牵头对叙利亚发动战争。三是代理人模式，即美法等国从军事和经济层面扶植叙反对派对政府军开战。

　　照搬利比亚模式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中最坚实的阻力来自俄罗斯。俄罗斯是叙利亚的盟国，在叙有多处军事基地，对外一贯铁腕的普京在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不会轻易将俄在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拱手相让。果真如利比亚模式中安理会就设立禁飞区投票，俄罗斯这次再投弃权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鉴于美国国内选战正酣，经济疲弱，国防开支削减，真正到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考虑到伊拉克模式代价太高，美国未必会牵头。三者相较，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言，代理人模式的“性价比”最高，可能性较大。

　　还有两种与阿萨德本人直接相关的可能性：一是其权力核心圈出现裂缝，反对派或西方借机插手发动定点清除或军事政变，阿萨德从肉体上被消灭，政权瓦解，上个月在叙安全总部大楼发生的造成多名高官死亡的爆炸就是一个预兆。二是阿萨德不愿重蹈卡扎菲的覆辙，选择也门模式，效仿萨利赫以下台换取豁免。

　　叙利亚问题自去年初以来发展至今，原本是一场民众要求政府进行政治社会改革的抗议运动，但是由于阿萨德政权未能及时提出可行的改革计划以满足民众的诉求，反而以暴力镇压为主，导致矛盾激化。而随着外部力量的介入，这一国内事件影射出的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的色彩日益浓厚。

　　安理会各成员国在是否干预的问题上分歧严重：美英法等国要求阿萨德下台，争取对叙制裁；中俄则抵制包括制裁在内的外部干预手段。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最近一次安理会涉及叙利亚决议上各方立场的鲜明对立，连有十年联合国秘书长经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在多次冲突中发挥关键调解作用的“世俗教皇”安南也束手无策。

　　不过，安南在卸任特使前为叙利亚问题指了一条路：对俄罗斯、中国、伊朗而言，需要说服阿萨德政权接纳政治变革，使其意识到现政府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对美英法等国而言，需要加大对反对派的施压，“对叙利亚未来的关注度应高于对某一个人的关注度”。

　　上周，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谢尔曼，叙利亚总统特使、总统政治与新闻顾问夏班几乎在同一时间访华。作为崛起大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在未来叙利亚问题中的重要程度不言自明。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态度一直以政治对话化解危机为主。外长杨洁篪在与夏班会面时敦促叙利亚政府及有关各方尽快实现停火止暴，呼吁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早日开展对话与接触，开启并推进由叙利亚人民主导的政治过渡进程，使国家尽快走出当前的困难局面。他还称叙利亚政府应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人民寻求变革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诉求，希望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配合国际斡旋努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叙利亚问题仍有一定的空间，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积极甄选新特使中可见一斑。但是，一旦外交手段穷尽，中国应吸取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变被动为主动，相应调整全球及外交战略，这不仅适用于叙利亚问题，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中亚等地政权更迭做好准备。

　　中国传统的外交策略是韬光养晦，以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主。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一方面全球和地区战略环境都在变化，另一方面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崛起，已成为国际舞台举足轻重的力量。基于此，中国的外交策略应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作出相应调整和改进。

　　中国在叙利亚的直接利益非常有限。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中国与叙利亚贸易额仅为24.8亿美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贸易额431.8亿美元，与伊拉克的贸易额98.6亿美元，与美国的贸易额5000亿美元；2010年中国对叙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1681万美元；2010年中国企业在叙累积承包工程合同额为18.2亿美元，累积签订劳务合同额为482万美元；目前在叙利亚的中资企业不超过30家；中国未从叙利亚进口石油。

　　对中国而言，在对叙问题态度上需要权衡的主要是间接利益：在不干涉他国内政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之间做出平衡。

　　尽管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增强有目共睹，但是软实力并未实现相应幅度的提升。尽管中国已经意识到打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官方媒体花大价钱打造海外英文载体就是佐证，但是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的一张张反对票在每次表决后都会引来国际舆论的批评无数，这些表象来自于中国“不干涉内政”与西方“推行民主政治、推翻独裁政权”的原则性分歧。

　　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这种分歧仍将是常态。摩擦愈烈，愈将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减分。同为新型经济体的印度的做法或许不失为一种选择：一方面坚持不干涉内政，一方面在此类冲突中投下战术性的弃权票，避免过多暴露于国际争端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