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笔记197】欧元危机：人力与天性的较量（五）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陈晋）

　　克服“离心力”的办法之四：央行保底

　　有人认为，欧元区需要救助的国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任何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财政能力。目前唯一还有能力救助的就是欧洲央行（ECB）。ECB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一方面实行货币宽松政策，一方面接受有问题的债券作为抵押，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7月下旬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券利率高到人们觉得，这些国家距离求助的时候不远了。这时行长Mario Draghi于7月26日说，“央行会不惜一切力量保护欧元。”仅仅一句话就让西班牙的十年期债券利率下降了几十个基点，到7%以下；意大利的十年期债券利率降到6%以下。

　　但央行不愿意出手过早。很多国家的经济结构急需改善，如果央行过早地把问题解决了，政治家们就不会有动力解决棘手的经济结构问题，应有改革措施就不可能实施。

　　央行一方面要让政府有紧迫感，声色俱厉地敦促他们改革，另一方面也在内部考虑备用方案，毕竟救助这些国家，就是救助欧元；救助欧元就是救助他们自己。例如央行在考虑，是否应该向市场宣布，在债务国债券的风险溢价 (risk premium spread)高于德国债券一定程度的时候，央行会出手，大量购买这个国家的债券，不让利率高到让这个国家求援的地步。这样做的问题是，市场有可能联合起来，围攻央行，所以若要实施，还需要更周到的细则，避免风险。

　　还有其他克服离心力的措施需要央行配合。例如，重新分配欧元区内部再平衡的负担。把结构调整的重心从债务国紧缩到债权国通胀。如果德国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那么其他国家通货紧缩的压力就会减小一些。德国同样需要改善经济结构：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减少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出口，增加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但德国央行（现欧洲央行的分行）有强烈的反通胀传统，对价格指数的提高极其敏感。ECB至少可以在私下里与德国分行就德国内部的信贷情况沟通，当然不能公开地说，“德国要搞通胀。”有些事情本来就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克服“离心力”的办法之五：欧元贬值

　　通过欧元贬值来刺激欧元区出口是帮助所有危机国家经济复苏的另一个办法。哈佛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从20年前就怀疑欧元的可行性。他的理由是，这些成员国的经济情况和基础差距太大，不适合用同样的货币政策。美国各个州的经济差距也很大，但与欧元区不同的是，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程度很大，而欧元区的很多国家不讲德文；而且联邦政府在发现地区性不平衡的时候，美国有自动的跨州转移支付机制（automatic interstate transfers），例如失业金就是一种由联邦政府主持的跨州的自动转移支付，而欧盟首都布鲁塞尔没有这个权力。

　　但费尔德斯坦现在却认为，让欧元分崩离析的成本太大了，对政府、投资人以及普通公民来说都不可想像。他建议通过欧元贬值来走出危机（7月25日《金融时报》）。在过去一年中，欧元相对于美元已经贬值15%（1欧元约1.2美元），而且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欧元最便宜的时候只相当于84美分。那些有困难的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有一半是与欧元区以外的其他国家交易的。欧元贬值有利于他们的出口，抑制进口，减少贸易赤字。欧洲央行不需要为此特殊做什么，但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会有利于欧元贬值。费尔德斯坦仍然认为，创建欧元的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可现在事已至此，走回头路的成本更大，只能将错就错，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减少损失。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悲观主义者认为，欧元区崩溃是迟早的事，而不是会不会崩溃的问题。任何人为的努力——增大防火墙、利用IMF的资金等，都是徒劳无功的，只是推延欧元区崩溃的时间，解决不了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各国竞争力差距悬殊的根本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德国支持不支持欧元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形势会迫使德国不得不放弃拯救欧元，因为那些南方国家已经证明：他们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债权国芬兰或许会比德国还率先离开欧元，因为欧元对他们来说显然得不偿失，他们只会看到自己为欧元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牺牲的利益越来越多。

　　如果欧元区因为存在根本的结构性不平衡而注定要失败，那为什么欧元一直存在到现在？在悲观者看来，事情发生的过程有时候会很慢，人都有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时候。这就如同你告诉孩子，吃糖多了会长虫牙，孩子不信，非等到长了虫牙才会相信你的话。多数人都是“不试不知道”、“事后诸葛亮”。

　　那么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结婚有结婚的原因，离婚更有离婚的理由。不是某个人的初衷变了，而是形势不由人，此一时，彼一时，世道变了，能怪谁呢？希腊于1981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于政治原因，欢迎希腊加入；希腊领导人也愿意投入欧洲的怀抱。

　　单一货币在1992年的《马斯特里条约》中正式提出来，并设立了四个条件。根据2000年的数据，希腊满足了这些条件。虽然希腊有统计数据不牢靠的名声，但即使扣除一些水分，打出一些富裕，希腊的情况与《马约》中要求的技术性条件也相差不多。希腊又有意愿加入“欧元俱乐部”，于是在欧元成立后的第三年，2002年如愿以偿。

　　当时就有经济学家凭直觉认为，希腊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其他欧元成员国不是一个级别的。希腊更像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本质上不属于这个“俱乐部”。可是错误的婚姻到处都有，再加上资本市场在欧元早期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欧元国家的债权一视同仁，以至于希腊国债与德国国债的利率相差无几。这使希腊得以低息借贷，越借越多。再加上政府不清廉，行为不轨，有些债务隐瞒不报，真实债务情况在2009年底政府换届以后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惊讶之余，欧元区又是一拖再拖，问题越积越深。加上救助机制本身的特性，所有救助从事后看，几乎都是“太少太晚”。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各自因为不同原因陷入危机，问题叠加、蔓延扩散到现在，以至于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已经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了，只能在都不好的办法中，选择最不坏的办法。

　　比较乐观的人把这场危机放在更大范围、更广的视野中去思考，于是能泰然自若，荣辱不惊。在他们眼里，危机比比皆是，每几年就有一个，不是这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每一次某些人的利益都会牺牲，但时间会愈合一切。毫无疑问，欧元区会经历阵痛，跌宕过后，只有真正属于一个俱乐部的国家会继续留在欧元区，原本不属于的国家会自然退出，这只是自然规律而已。至于欧元区何时才能达到这种新的均衡、怎样达到新的均衡、现在距离新的均衡还有多远？没有人能未卜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