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新政会不会是空欢喜

　　财新见习记者 王箐丰

　　教育部长袁贵仁9月6日透露“异地高考”的三项条件：“家长需要有稳定的收入、住所并缴纳社保；学生需在当地就读一定年限；当地政府需要家长所在的行业和群体。”

　　这引发随迁子女家长的普遍质疑，随迁子女能否就地高考不仅要看家长的工作和收入，还要看当地政府是不是需要这个行业和群体，“这是考学生还是考家长？”

　　袁贵仁表示，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政策是为了解决两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在教育部政策中明确的就读地高考门槛对家长提出的多项限制，使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可能从“异地高考”新政中受益。

　　北京市为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设置的门槛是“提供五证”，即“户口、暂住证、在户籍地无监护条件的证明、工作岗位证明和住所证明”，实际上大量农民工因为工作临时性强或租住本地农民私房未签订租赁合同等原因，无法办齐五证，因而子女只得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这一人群的规模仅在北京就有十几万。未来开放“异地高考”时除工作单位和住所证明外，又加上了社保证明，被排除在新政之外的外来务工者还会更多。

　　2010年起，社会保险可以跨省接续，但向统筹账户缴交的部分在跨省转移时并不能全部转出，绝大多数农民工因而仍然没有缴纳社保。根据人社部的统计，2011年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只有4140万和4641万，在全国2.5亿农民工中，未参加社保的比例高达80%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不可能在“异地高考”新政中受惠。

　　有学者认为，为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设置关于家长条件的重重门槛，实质上是把随迁子女分成三六九等，在随迁子女内部制造新的歧视。在流转税作为主要税种的中国，只要在当地生活购物消费就会为地方政府提供税收，给家长附加收入、社保等其他条件作为衡量其对当地“有贡献”的标准毫无道理。

　　袁贵仁6日表态说，针对全国各地高考录取机会不均的问题，每年要将新增的1%—2%的招生计划投向中西部地区。而在此前教育部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中，又说要适度向人口流入地划拨部分高考招生名额。高招名额总量有限，增量更少，既要向中西部地区增加名额，又要向东部沿海的人口流入地划拨名额，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人口流入地和人口流出地的名额只能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众所周知，河南、四川、安徽等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输出地的高招录取率尤其是名校录取率本来就很低，教育部若从这些省份划拨名额给沿海地区只能引起更大反对，沿海省市想要增加录取名额只能是“镜花水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对本地户籍考生产生冲击，京、沪必然会为就地高考设置极高门槛，将能够就地高考的随迁子女数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如此一来，地方的“异地高考”方案无非是类似于住房“限购令”的“限考令”，不可能在实质上打破目前高考户籍隔离的基本框架。

　　随迁子女家长期待以学籍取代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唯一条件，但京沪等地担忧的是随之而来涌入的高考移民。只有通过高考招生和基础教育制度的全面变革，消除“高考移民”的制度土壤，才可能真正打破现有的高考户籍隔离，从而保障每一个随迁子女的高考权利。

　　放开“异地高考”，首先要改变目前部属院校招生的畸形生源结构，废除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促进各地录取率，尤其是部属院校等重点高校录取率的均衡，从而避免非本地居民为获得“高招特权”而涌入大城市。

　　袁贵仁6日称，教育部十年来的持续推动已使高考招生地域不公平现象有了很大缓解，但民众的感受并非如此。

　　虽然各省市的高校录取率差距已经不大，然而入读名校的概率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北大清华两校在北京的招生规模持续稳定在每所400人左右，两校在北京的招生数甚至超过报名人数达北京市30倍的河南、广东、山东三省的总和，两校在京录取率始终没有降低。而复旦、上海交大两所部属院校削减属地招生的改革更已停滞，两校以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为名，主要通过“自主招生”方式提前招录上海本地生源，掩盖其事实上存在的招生地域歧视，维持远高于教育部规定的30%以上的属地招生率。

　　目前部属院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属地对部属院校的经费投入十分有限。发达地区以“省部共建”为由维持对本地学生的大幅招生，其倾斜理由并不能成立。部属院校的分布，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央政府以行政手段形成，实质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遗产，不应被视为地方的私产，教育部完全有资格对其招生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其次，中央政府应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以河南为例，作为中国户籍人口最多的省份，全省没有一所985院校，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河南歧视性政策的后果。河南大学在民国时曾是五大“国立中山大学”之一，在全国高等教育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多数院系却在院系调整中被并入其他院校，从此一蹶不振。对于像河南这样缺少重点高校的生源大省，中央政府理应给予额外支持，作为对院系调整时歧视性政策的补偿。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提升当地教育质量，也可以大幅缓解当地的高考竞争压力，促进教育公平。

　　第三，从长远上看推动全国基础教育资源的均等化。目前不少学者主张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全国统一录取，从而避免高校招生的地域歧视，但一些沿海省市对这一建议仍有疑虑。不同省市之间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差异客观存在，如果一旦全面放开“异地高考”，确有可能出现父母为了子女接受更优质教育向发达省市流动的情况。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软硬件投入，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基础教育水平的差距。同时，进一步加大高考改革力度，在试卷结构、试题命制等领域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为不同地区考生提供平等竞争的良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