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官民之别

　　明清官员不愿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是想用有形的物质差别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这会让他们渐渐忘了道德和能力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贪图物质享受。而为了维持优于百姓的奢华，必须获取超额的财富；为了获取财富，“权力”就成了关键词。

　　官员阶层正是拥有权力，才与普通百姓渐行渐远。整个社会也正是看在权力的份上，才默许了官民有别。比如，古代商品有市场价和“官价”。老百姓购物是一个价格，官员或者衙门来购物又是一个价格。自然，“官价”低于市场价，物美价廉，还优先供应。商家之所以如此，除了攀附权势的私心外，还隐藏着对官员手中权力的恐惧。如果你不提供“官价”，官员可能让“卖炭翁”的惨剧在你身上重演。商品如此，服务也如此。地方上的医官，理论上应该对官民一视同仁，实际上成了州县官员的私人医生。医官诊所成了官员特供门诊，普通百姓难得一进。

　　又比如，监狱中也分普通囚牢和“官囚”。老百姓犯罪入狱，被塞进条件恶劣的普通牢房。而官员犯事，住得是条件优越的“官囚”。明清笔记多有“官囚”环境胜似一般客栈，还有狱卒伺候的记载。甚至有犯事官员的妻妾入狱陪伴的奇闻。有钱人犯了事，给钱也住不进“官囚”。因为入住的标准不是金钱，而是权力。大清官海瑞被皇帝下狱，一文钱也没给狱卒，狱卒们也客客气气地对待他，丝毫不敢怠慢。听说海瑞复出有望，牢头马上准备了精美筵席，亲自送入囚房道贺，害得海瑞还以为“最后的晚餐”来了。在这里，狱卒们敬畏的是海瑞的潜在权力。

　　据说，明朝监狱开始是不分普通囚牢和“官囚”的。后来有一位官员入狱，受到了狱卒的恶劣对待。不想，该名官员后来东山再起，而且调任刑部，主管监狱事务。他睚眦必报，想方设法惩罚、杖责当初恶待自己的狱卒，甚至将狱卒活活打死。有了如此惨烈的教训，狱卒们印象深刻，特设“官囚”，优待犯事官员。事实上，在身份社会中，司法上的“官民有别”很突出。中国古代王朝对官员犯罪就有“八议”制度，达官显贵可以减轻刑罚，不是戴罪立功，就是象征性流放几年后闪亮复出。狱卒们特设“官囚”，无论是自保，还是攀附权贵，都完全有必要。

　　权力塑造了官民有别，也在官员阶层内部划分了三六九等。终于，官员阶层也成了权力挑拣和侮辱的对象。同样是官员，同样有一命之荣，官员之间却有“肥瘦”“冷热”“繁简”“清浊”等等区别。每一项区别都指向官员权力的大小、收益的多少。比如，各种教职、学官是公认的“冷官”，升迁不易，又没有实惠，所以也是“瘦缺”。又比如，同样是浙江的知府，杭州知府就比台州知府事务繁重、岗位重要，所以是“繁缺”，自然收益也多，相对来说算是“肥缺”。至于清代的长芦盐运使、两淮盐运使、江苏苏松太道、陕西督粮道等，都是世人皆知的肥缺、热官、繁缺。官民们找人办事、交际应酬，对哪个官员抱什么态度、用什么标准，都有或明或暗的杠杠。

　　光绪前期，有官员进京引见。按例，他要遍送达官显贵“孝敬”。对于军机处诸位大臣，这位官员送礼和得到的反应是这样的：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300两银子，世铎道谢不见面；军机大臣张之万100两，张之万见面再三道谢；军机大臣许庚身200两，许庚身见面道谢；军机大臣孙毓汶600两（最多），孙毓汶见面不道谢；军机大臣额勒和布分文不送，后者也不在乎。

　　为什么同是军机大臣，礼金相差悬殊，反应各不相同呢？这背后还是权力因素在作祟。

　　该名官员送孙毓汶600两银子，份量最重，是因为孙毓汶在军机处实权最大。当时军机处由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遥控，孙毓汶是他在台面上的代理人。作为实权人物，孙毓汶见送礼者一面却不道谢，符合实权人物的身份和做派。送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的银子只有孙毓汶的一半，是因为世铎平庸无能，完全是因为贵为皇室宗亲才领衔军机处，并不掌实权、说话不算数。而作为皇室贵胄，世铎道谢却不接见送礼者，也符合他的身份。张之万是老状元，当时年近八旬，朝廷出于尊崇文官和老者的考虑安排他在军机处。张平日以书画自娱，不过问政务。送礼者给张之万100两银子，更多是出于对前辈的尊重，而他又是接见又再三道谢，表明他比较空闲，同时也传达“提携后辈”的意思。给许庚身的200两，应该是当时官员孝敬军机大臣的“行价”。许庚身在军机处是“干活的”，负责具体贯彻落实。他与送礼者见面道谢，也应该是当时上下级常见的礼节。至于军机大臣额勒和布，以清廉自居，且在军机处排名靠后、实权微小。所以，送礼者不给他送礼，他也能够理解。

　　在这里，军机处的各位大臣在他人心中的份量，被金钱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而把他们分为高低贵贱的杠杆，就是权力。

　　官民有别，官亦有别。其中有若干合理的地方，更多的是不合理、不公正、不应该。难以计数的人，包括达官显贵在内，都受到了伤害、侮辱乃至迫害。这是历史上的“衙门逻辑”之一。

    作者为图书编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