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学家黄勇：竞争政策应成为基础性的经济政策

如何提高执法效力

　　财新记者：当前，反垄断行政执法效力的提高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行政垄断执法是否能够落到实处？

　　黄勇：就执法效力的问题，我依然坚持立法阶段的意见。当时，专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行政执法机构相对独立、统一、专业、权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执法的职能分散于三家机构，并没有实现专家们的愿望。目前，国务院正在研究和开展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本轮改革凸显了系统设计、有序推进，和职能整合、科学配置的特点。要提高执法效力，就要借着本次行政改革的东风，建立一个部级的、相对独立、统一、专业、权威的执法机构，充实人员、加强专业性、提高执法透明度，大力推动竞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使其成为国家重要的基础经济政策。这是对国际执法机构成功经验的借鉴，也是对国内市场化改革需求的最好满足。

　　《反垄断法》的执法，除了审查涉嫌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营者集中这三类经济垄断行为，还需加大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垄断的查处力度。行政权力滥用形成垄断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不是单靠《反垄断法》能够解决的。《反垄断法》写入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一件好事，全国人大最后把这一章保留就是胜利。当初立法讨论法律责任时，有人提出一定要有罚款撤职的惩罚条款。在我看来，只要将行政性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就是胜利，因为迅速转变一个体制是不现实的，直接将案子提交到人大也不现实。根据《反垄断法》，执法机构有调查相关案件的权力，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定性的权力以及对涉案行政机关的建议权。虽没有罚款、撤职的权力， 但可以去调查、认定违法、公开曝光、建议上级去处分。官员就怕业绩不好，媒体一公布，“杀伤力”和“威慑力”也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