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旨趣

三

　　据马斯洛说，人的最高一层需求是自我实现。他列举“自我实现者”的一些特点，例如独立自主、坦率自然、博大宽宥，生机饱满而富有创造力，还有其他等等。

　　要自我实现，得有个自我，如果我年复一年奋斗，最后把自我丢失了，那不算自我实现。但反过来，成天自我自我，把个自我想象成一个肥皂泡，五彩斑斓，圆润完整，也不是自我实现。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使他充盈，支持他站立，面包师傅把面包烤得香喷喷的，医生把病人治好，自我由之实现。从前，只有俊杰之士才谈得上自我实现，如今，我们人人都要自我实现。的确，在有些国度，人们似乎不像我们天朝人，但凡有一线机会就把欲穿的望眼投向挣大钱当大官，他当个小学老师或社区医生，过得蛮充实蛮高兴。

　　从自我实现来看待生活，有助于抵制不断追求狭隘物欲的宣传。深究起来，它还有助于抵制用抽象道德规则来规制人生的道学家理论。它尤其有助于纠正流俗功效主义的一种看法，仿佛我们凡事所要的只是好的结果。行动不只带来结果，它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人并非天生的懒汉，仿佛事事都希望不劳而获；不是的，我们不仅希望有个好结果，而且要自己求获这个结果；人不仅因为有好结果而快乐，他要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好果实来。我留心观察过远远近近的人们，观察记录表明，没有什么快乐比自己努力而获得成就带来的快乐更光彩，更持久。

　　“自我实现”这个提法既通俗易懂，又能引向关于伦理生活的深度思考。然而，马斯洛似乎停留在通俗易懂的层面上。他所列举的“自我实现者”的特点，固然都是好品质好性情，但堆到一个人身上，显得有点儿拥挤。而且，说到自我实现，本来应该是形形色色的人去实现其形形色色的自我，而在马斯洛那里，实现自我更像有个标准流程。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伯纳德·威廉斯的ground project更富意趣。

　　Ground project这个专用语不容易译好，我就用“个人生活旨趣”来代替它吧。这一思想的起点挺简单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人，可以与别人区分开来；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旨趣，比如，你要作科学家，她要作个贤妻良母，等等。

　　所谓生活旨趣，不是一份誊清的决心书、计划书。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这样制定一个终身生活计划。他甚至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他有个生活宗旨，这一点从他每一次这样安排而不是那样安排这样选择而不是那样选择这类事实中透露出来。

　　你有自己的人生旨趣，这既不是说你最初是孤立于社会的，也不是说你的旨趣有多么与众不同，实际上，你的生活旨趣很可能跟别人差不多。不过首先，一个人的确可以发展出与众不同的生活旨趣，大家发财，你偏要受穷，大家健身体检，你偏喝酒抽烟不吃药。其次，两个人尽管生活旨趣相近，其间仍会有些差异。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生活宗旨大面积重合，但一个比另一个早生了15年，一个性情这样，另一个性情那样，于是，两个人所言所行还是分得蛮清楚。这些差异贸贸然望去不必在意，但具体到他们两人自己，以及与他们亲密接触的人群，这些差异则构成了很不一样的人生。只看小说提纲，探春与湘云初无大异，小说家的本事在于写写这些细节写写那些细节，于是我们读到了无法复制的人生旨趣。如前所述，生活旨趣不是刻板的规划，它不仅体现在丰富的旨趣中，而且点点滴滴的旨趣也在不断重塑着生活旨趣。

　　个人生活旨趣这个起点虽然简单，却意味着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里只提及比较明显的几点。

　　一，近世的道德理论，无论功效主义的最大幸福还是康德的绝对命令，都是从普遍原理出发，往往全然忽略个人生活旨趣。若在反思伦理道德问题时不忘个人生活旨趣，伦理学的整体面貌会变得相当不同。

　　二，在伦理考虑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有别。我跳水救人，别人可以说我这么做是出于道德之心，但这通常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更不是我心里这么想只是不好意思这么说。我什么都没想，非要对着电视台记者说点儿什么，我也许会说这是我的本分。实际上，我凡事都先考虑怎么做才算有道德，我这人就算不上真有德性。

　　三，如果每个人都有他或多或少独特的生活旨趣，那么，在生活旨趣层面，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服别人？

四

　　关于最后这一点，我再多唠叨几句。在说服这件事上，很多人仍然持有启蒙主义的态度，一则是精英手握真理，居高临下地开启蒙昧者，二则是对理性说服抱有很高期望。然而，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认为自己信仰的是真宗教，但谁曾说服过谁改变信仰？且不说这么严重的改变。你把自己的生命尽量投入工作，我呢，不求进取，衣食完足之后就四处优游。你我谁能说服谁呢？这事儿，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想：要是我听了一个讲座，就从伊斯兰改信基督教，听了另一番道理，就成了无神论者，这叫从善如流吗？这似乎只是表明，我这个人从没真正信过什么东西，我信这个或信那个没多大区别。这样的人，你会信赖他吗？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好幡然迁之这样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改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结果看起来一席道理就把我改变了。

　　事情还不止于在生活旨趣层面上我们不可对说服抱有过高的期望，我们甚至还要问：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应该改变别人？别人一个个放弃了他自己的生活宗旨，归并到了你的宗旨之下，生活还有什么意思？道德家们常为价值纷乱担忧，呼吁在价值观上营造共识。我对这类呼吁抱有怀疑。我总觉得，官员强奸幼女农民报复灭门这类恶性事件跟价值观统一 与否关系不大。再说，营造共识的努力能奏效吗？我倒以为，与其把营造共识设为努力的目标，倒不如努力造就一种局面，一种制度，使得没有共识的人们能够较为和谐地共同生存。

　　我并不是说，在生活旨趣层面上，根本不要去争论和说服，实际上我们也停不住去争论和说服。但就像在朋友间那样，不是谁在启蒙谁，友诤友直，不是站在朋友的外部去改变他，而是先做谅友，理解他特有的生活旨趣，从他的既有生活旨趣出发来施加影响。朋友间的影响、批评和砥砺使得每个人不断加深自我理解，在自己的生活旨趣中变得更加优秀。每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合理、深厚，社会生活也会由此变得更加丰富。

陈嘉映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