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百年前的恐怖时期

　　刚传来波士顿爆炸消息。事件发生在马拉松比赛的大街上，让我想起，近百年前的1916年，在旧金山，也发生过一场在街头大型活动中的大爆炸，也是一场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都不是为了打劫，说起来，都是为了理念。那一次，是为了美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执。

　　美国脱胎于欧洲，可从立国起，华盛顿就定下原则：不要参与欧洲人为利益争夺的战争；美国不和任何欧洲国家结盟以反对另一部分欧洲。一般来说，大家给美国戴上“孤立主义”帽子，是从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其实对于欧洲的利益纷争，美国人早就奉行了不叫做“孤立主义”的“孤立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当任总统是威尔逊。他上台后的前三年，一如既往地坚持与欧洲争端拉开距离，被称为“态度认真的守望者”。1916年，他还出了本书《未来将会怎样》，其中评论“一战”是“异乎寻常的极端方式”，是“史无前例”的破坏。他看到未来的“战争与和平”，将是全球性运作的事情：“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他预言了这场耗尽欧洲国力的战争，会使得经济崩溃、社会动乱，最终，世界大战会再次爆发。威尔逊还在书中借战神之口，预言了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更可怕的情景。

　　尽管在出书的前一年，英国的民用船“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两千旅客仅两人逃生，死亡名单中有128名美国公民。威尔逊总统谴责了德国并要求道歉，却没有下决心改变美国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立场，只是隔着大西洋呼吁各方相互妥协，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争。

　　战火逼近，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美国本身却立场分裂。不仅政治家囿于传统的思路不愿介入战争，当时民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反战团体，不仅有产业工人的极端组织，有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有和平主义团体等。更有庞大的德国移民群体不愿卷入对母国的战争。后来，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美国终于宣战，美国社会党却在国会宣战第二天，紧急召开了一次会议，决议就是：“我们定义我们政府的宣战，是对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犯罪。”参战与否的分歧之深，可见一斑。

　　有人反对参战，也有人积极支持。1916年7月，在旧金山，民众面对日益逼近的战事，为给自己打气，打算举行一场支持协约国的“准备日”大游行。一些企业事先为游行打了不少广告，时间定在7月22日。

　　当年7月中旬，旧金山就有人散发不署名的反战小册子，宣称：“在22日那天，我们要用一个小小的直接行动来表达：军国主义休想胁迫我们而不遇到暴力反抗。”那时美国崇尚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红黑思潮合流，言词激烈，大家对暴力威胁都习惯了，谁也没有当真，游行如期举行。这是当时旧金山最大的一次游行，两千多个组织和52个乐队参加，游行民众共五万多人，看热闹的就更多了。

　　下午，游行刚开始约半小时，2点6分，在市场路和斯图尔特路的路口，旧金山轮渡大楼附近，一个炸弹突然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爆炸。黑烟直冲云霄，全城都可以看到。和这次的波士顿炸弹一样，那个炸弹不仅塞了炸药，还填满了增强杀伤力的小铁件。10人被当场炸死，40人（有的资料说是50人）严重受伤，受害者都是观看游行的老百姓，许多是妇女儿童，一个女孩的腿被当场炸飞。旧金山这个傍着海湾的秀丽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可怕的攻击。

　　表达一个反战理念，不论有没有道理，它的方式是谋杀，甚至以尽可能多的杀伤为成功，这是恐怖主义的思路。

　　美国百年前就面临着一个恐怖袭击四起的极端年代。旧金山爆炸的六年前，1910年10月1日，有过一次《洛杉矶时报》大爆炸。两个属于“国际桥梁与铁结构协会”的工会成员，由于不满意《洛杉矶时报》对这个工会的对立立场，在报社大楼安放炸弹，引发煤气爆炸和大火，导致报社21名员工死亡，100多人受伤。

　　就在“9·11”事件整整一百年前的9月，1901年9月6日，美国总统麦金莱出席在纽约州的一个博览会。美国原来没有总统带保镖的习惯，甚至在林肯遇刺之后也没有改变。直到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遇刺身亡，才有了总统保镖。当天博览会来了11.6万人，总统也就带了三个保镖。他在开幕式上对5万多名观众讲话，会后照例来到民众中，和大家一一握手。

　　人群中有个名叫里昂·科佐洛兹的瘦小年轻人，右手裹了块手巾，像是手掌受了伤，连保镖也没料到，手巾里竟藏着一把左轮枪。总统走到他面前，以为他右手有伤，就伸手握住了他的左手，科佐洛兹面无表情，左手握手，右手扣动扳机连发两枪。枪声轰响，顿时两人都笼罩在烟雾中。八天后的9月14日，麦金莱总统救治无效死亡。

　　林肯总统被刺，是南北战争引发的怨恨；加菲尔德总统被刺，是凶手奎托官迷心窍，他要求去欧洲当大使，未能如愿就刺杀总统。而刺杀麦金莱总统的科佐洛兹，却完全不同。他深感自己负有使命，要“自己亲手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只是在实践理想，在他相信的一套道理中，官员就该杀。1996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美国无政府主义的口述历史》。受访者都表示，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乐观信仰：他们坚信所有问题都来自政府，当政府消失，人民将生活在一个和谐社会中。问题是，如何让现有的那个民选政府消失？答案之一就是：炸掉它。

　　“一战”后不久，旧金山爆炸三年后的1919年4月，左翼极端组织发起一波邮包炸弹攻击。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他们的节日，他们计划让这些邮包都在这一天到达。邮包都包着鲜艳的绿色包装纸，盖着商业样品印戳，里面却是个炸弹。寄送时间没算准，西雅图市长在“五一”前就收到邮包，工作人员误拆了炸弹的另一头，就没爆炸。可佐治亚州参议员哈得维奇家就没那么幸运，拆邮包的女仆被炸飞两只手，哈得维奇夫人脸部严重受伤。

　　邮局迅速截拦绿色邮包。纽约市就截下了16个，其中两个是给市长和警察局长的。这一批共36个炸弹，细看收件人名单，就可看出他们要全面摧毁美国的决心。名单有国会参、众议员，有内阁成员、行政官员、法官、检察官，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洛克菲勒这样的企业家，以及州长、市长、警察局长、调查局探员等。

　　不久，1919年6月2日，又有炸弹在八个城市同时爆炸，包括首都。粉红色传单随所有炸弹一起送出：“战争，阶级战争，这是在你们所谓秩序的强大制度下，在你们法律的阴影下，率先发动。必将流血，我们不会躲藏；必将谋杀，我们杀人是因为必须如此；必将毁灭，我们破坏是因为必须去除被你们残暴制度控制的世界。”

　　最恐怖的是发生在司法部长帕尔默家门口的爆炸。被派去扔炸弹的叫卡尔络·凡蒂诺奇，是个无政府主义出版社的编辑，也许他只是心慌意乱绊了一跤，正好引爆了炸弹，就在帕尔默家门口，凶手把自己给炸成了碎片。这些炸弹每个都有25公斤炸药，威力巨大。

　　此次攻击之前，大小炸弹已经源源不断而来。就在邮包炸弹前几个月，波士顿所在马萨诸塞州，四个年轻人听了激进者演讲，第二天就去纺织厂放炸弹，因是生手，全都被自己的炸弹炸死。不仅是炸弹，1916年，激进分子还在芝加哥一个工商业聚会的汤里下砒霜，幸亏现场有个医生，他紧急配制催吐剂，吐光了毒药也就没人死亡。

　　高潮是1920年9月16日的纽约市华尔街大爆炸。

　　中午12点，午休时分，来往行人密集，一辆重载马车，行驶到华尔街的中心地带，在摩根总部大楼对面停下，马车夫溜走了。车上装着100磅炸药和500磅的铸铁小部件。几分钟后，定时炸弹引爆，马儿随马车被炸得粉身碎骨，铁件如子弹般喷射出去，当场炸死30多人，炸伤400多人。死者只是一些过路的普通人，临近上班的书记员、交易员。直到今天，附近几栋楼的墙上还留有弹痕。如今游人如织，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著名景点联邦大厅对面，有一块纪念牌，铭刻着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那是美国红色思潮兴起的年代，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合流，虽说前者要社会主义政府，后者不要任何政府，但是在当下“不要资本主义政府”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为推行理想不择手段，就推出了恐怖主义。这些思维和行为方式都曾是西方本土产物的一支，一度风行，直至社会慢慢成熟，才走过了这个阶段，但一些文化至今还留在老套的极端思维方式之中。关键是，今天的恐怖分子不仅跨国际攻击，而且可以借助高科技，升级为类似“9·11”大规模杀伤的恐怖战争。

　　这就是我们眼前的新世界了。

　　作者为美籍华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