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风特攻队员

一

　　到日本东京留学的第二年，1999年春天，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在一家叫“芳葉”的中餐馆找到了一份零工。

　　说是中餐馆，其实也就是店主夫妇二人开的一家小店；说是零工，其实也就是繁忙的时候，过去做一个帮手而已。最初我不明白店名为什么叫“芳葉”，只是隐隐觉得有些中国气息，尤其是那个简体字出版物中已然绝迹的“葉”（即“叶”的正体字），让人感觉很亲切，甚至感到一丝美与高贵在其中。后来偶然看到店主的信件地址，才恍然大悟：店主的姓氏是“吉羽”，餐馆的名字“芳葉”，就是店主这个姓氏在日语中的同音字。餐馆位于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旁边，就餐者以早大的学生居多。尤其是每年旧学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以及岁末年初的时候，许多学生社团大都在此召开送迎聚餐宴会。

　　第一次上班的印象，就是餐馆非常古旧，物品摆设甚至不那么整齐利落。不过，店主夫妇的年龄与容貌，倒与这种古旧相得益彰：店主已经年逾七十，他的夫人则略小一些，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从容光上看，二人的健康状况似乎非常好。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对老夫妇就是这家餐馆的主要劳动力。不过，随着交流日深，我获得的就不单单是简单的理解，而且还有一种纯然的敬意了。

　　有一天，工作结束后，这位老人问我，是否听说过“神风特攻队”。我点头道：“听过一点点……”

　　很多人知道“二战”末期日本组织“神风特攻队”的故事。由于对美战争资源与手段日渐枯竭，日本海军只好采用贴身肉搏的方式，试图为即将到来的谈判赢得一点筹码。在中将大西泷治郎的指挥下，1944年10月，日本编制了这个后来臭名远扬的“航空特别攻击队”。那是一支玉石俱焚的空军编队，由飞行员驾驶飞机对美国舰队进行自杀攻击。飞机只有单程燃料，所以飞行员有去无回，情形悲壮。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特攻队随即停止了活动。

　　吉羽老人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他就是这个特攻敢死队的最后一期成员。

　　我依稀记得，大概是第十三期吧。吃惊之余，我旋即感到大惑不解。

　　老人看出我的疑惑，立刻接着说：“前面的队员全都死了，在我这期等待出征时，战争结束了，我就活了下来。”

　　接着，吉羽老人开始回忆战争期间的往事，偶尔我也会问一两个问题。那时我才知道，眼前这个中餐馆的店长、这位老人，竟是一位名牌大学的准毕业生——他参军前是东京工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修习过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等科目。当时日本在船舶、飞机制造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能修习这些专业知识，可见其素质绝非等闲。战争末期，他响应“学徒出征”号召，退学加入了海军的飞行联队。

　　说起来，“神风特攻队”这个话题，其实是因我而起。一次餐馆工作结束后，吉羽老人突然对我说：“小李，你的嗓音不够响亮，你要练习。”听到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我自然是一头雾水。嗓音？练习？不过我旋即明白，这位老人一定是有话要说。另外，我很早就注意到，老人说话声音透彻，中气异常充沛，堪用“声若洪钟”来形容。

　　老人告诉我，他应召入伍当飞行员后，首先的任务就是训练高声喊话，目的是为了在飞行的特殊噪音环境中进行联络，训练异常艰苦。

　　等他的话告一段落时，我问：“您为什么要参加‘神风特攻队’？”

　　老人正色道：“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的亲人。”我们都知道，这是战争动员时，最常见也最有效的口号。当然，侵略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口号。我一时间不知怎样应对。

　　见我陷入了沉默，吉羽老人再次开口，说了一句令我十分意外的话：“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母亲一样的国家。日本侵略中国，犯了极其荒唐的错误。”

　　如今回想起来，这是我听到的最真实的道歉，中日两个民族的恩怨，至少在我们两个个体之间化解了。后来自己也读到听到许多日本学者、市民关于战争责任的发言与主张，包括道歉，但都没有吉羽老人这一句话打动人心。

　　吉羽老人回忆说，战败后，他感觉非常痛心与悔恨——悔恨，这是“二战”后日本精英特有的感情。由于遭到美军远程轰炸机数个月的轰炸，战争结束时，东京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夷为平地。

　　吉羽老人告诉我，当时从这家中餐馆的位置可以看到富士山。大概在1947年前后，他买下了如今这家中餐馆的土地，并建起了这座三层的木质小楼。一层是普通的坐席餐厅，二层是宴会场，三层是仓库。老人应该没有料到，他和夫人竟在此工作了半个世纪以上。

　　老人告诉我，为了解释清楚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做了两件事：一是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方面的书，二是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明白，其实他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日本从何处来，二是日本向何处去。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那种穷凶极恶的总体性战争，等待这位精英大学工科优等生的，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吧。

　　老人主动告诉了我他的结论。他说，他本以为他所知的日本文化都为日本所特有，然而通过阅读，他发现，那些文化的根源都在中国。他对我说：“你知道日本刀吧，我原以为日本刀一定是日本固有的了，可是我发现它来源于中国的青龙刀。”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些有关青龙刀的来龙去脉。老人的最终结论是：“日本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中国的，中国就是日本的母亲国。”记忆中，这句话他重复过多次。

　　有一次，老人拿了一份泛黄的旧报纸，问我道：“你知不知道《教育敕语》？”我有些了解，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形大概说了一下。大意是，它是日本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的关于国民教育的总纲领，出自日本儒学家的手笔。至于具体内容，由于是用古语写的，我没能重复出一句话。我话音刚落，只听他开口道：“我们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可以熟练地背诵全文。”于是老人开始背诵：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

　　此刻吉羽老人神色虔诚，嗓音洪亮，语调则抑扬顿挫。由于是用古语背诵，我联想起了自己偶尔在电视上听到的战前广播。那时我甚至感到某种时空错位的感觉。

　　吉羽老人突然停下来，把报纸递给我：“小李，这个给你吧。”

　　我接过一看，报纸头条的“教育敕语”四个字赫然入目。看一下日期，大概是1989年的某一个时期。我突然意识到，昭和天皇正是在这一年驾崩的。

　　我接过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书包。我知道，吉羽老人背诵的那些语句，是几代日本国民精神的浓缩。后来，自己每次因搬家而整理行李时，都会取出报纸看一下，吉羽老人背诵《教育敕语》时微微兴奋、但落寞之情又难以隐藏的神色每每浮现出来。

　　其实，这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与此前一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一同构成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架构——前者更是在精神上规定了日本直到1945年战败时期的国民道德。可以说，作为江户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日本儒学，在明治维新之后以天皇的名义得到了全面推广，并渗透到庶民阶层中。

　　受过良好教育的吉羽老人回忆说，战前人们在大街上可以随意对行为不端的儿童或少年大声呵斥，甚至扇一巴掌；儿童或少年的父母如果得知情况，非但不以为忤，而且还会当面道谢。

　　“现在的日本根本不行了。你看那些学生只知道吃喝玩乐，政治家们也全都是政治世家的二代、三代，他们都没有饥饿精神。”老人自然自语地说道。

　　“饥饿精神”，这也是我反复从老人那里听到的一个说法，近似于现代汉语里的勒紧腰带埋头苦干的意思。那种精神源于独特的体验，一般人自然不易了解。

　　我时常看到老人陷入对过去的深深缅怀当中，但仍无法想象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直到数年后，我在东京都练马区的区民会馆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时遇到另外一位叫中野的老人，我才理解了一个逝去时代的精神。

　　中野老人与吉羽老人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有八十多岁了。那时来上课的学生都是退休的老人，每次七八个人左右。每周一次的课上，从不缺席的就是中野老人，尽管他是带着心脏起搏器生活的。由于下课后我们乘坐同一个线路的电车，我也就和他熟悉了起来。不过，这位老人的语言并不好懂，因为他经常使用异常庄重的自谦语，在现代日语中很少见。

　　与庄重典雅的语言相比，中野老人的一个举动更让我至今难忘。

　　那是我们第一次同乘一辆电车时发生的事。老人由于中途下车，在电车中与我道别后，走出车厢，进入站台，然后转向车厢，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感到有些诧异：他怎么不走呢？这时只见车厢门自动关闭，列车始动。也就在这一刻，老人摘下帽子，恭敬地向我致一个鞠躬礼。在这几秒钟内，列车驶过，老人也直起身来，戴上帽子，转身离去。

　　有了这第一次经历之后，每一次道别时，我都尽力鞠躬回敬，争取把腰弯得更低一些。

　　最初面对这位高龄老人的致礼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但旋即我就明白了，这位老人践行的乃是上一个时代的国民道德。他鞠躬致敬的对象，并非我这一个特定的个体，而是我这个偶然的职业所代表的价值与尊严——对知识的尊重，对教育的尊重。这种对教育与知识的尊重，自然转化为了对教师的尊重。

　　今日的日本教师依旧被称为“先生”，与同样被称为“先生”的医生和国会议员同格，受社会高度的尊重，当然是其来有自。

　　那时候，我回忆起了吉羽老人。说是回忆，因为在日本生活的最后几年间，除了打了几次电话，就再没有直接的联系与音讯了。

二

　　大概是2004年元旦期间，我突然接到吉羽老人打过来的电话，告诉我说，由于年迈体弱——他同样带着心脏起搏器生活——已经在去年年末关闭了自己的餐馆，并对我数年间利用课余时间为他们工作表示感谢。听到这一消息，我自己倒多少生出一些惆怅来。我急忙约定了时间，要去见一面；此前回国时，我为两位老人买了一点小礼物，包括养生酒、绿茶之类。

　　约定之日，我来到那座位于商店街边缘的小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大大的告示，贴在大门的玻璃上。告示是老人自己写的，字体方正有力，透露出不凡的素养。

　　告示的原文我没有抄录下来，但大意依稀记得，老人写道，自己在战后一片废墟中在这里开了这家小餐馆，半个世纪以来，承蒙近邻诸位的惠顾，得以延续下来。由于自己如今年迈体衰，与夫人已无力支撑下去，决定从即日起关门歇业，感谢大家多年的支持与厚爱，云云。

　　读完老人这篇实质是感谢信的自述与表白，我不胜唏嘘。老人简洁的行文，其实述说了日本战后一个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吉羽老人的生活史就是战后日本历史的一种凝缩。

　　后来，我还去过这家餐馆两次。一次是应吉羽老人的邀请，去帮助他们收拾三楼的仓库。老人告诉我，他正在和一家房地产公司联系，准备出卖这块土地。老人还告诉我，他家里收集了许多中国的古董，让我方便的时候去他家里，“你可以拿走一些，这样将来至少就不用为吃饭发愁了。”

　　我感激莫名，不知怎样表达谢意。

　　数年后，我到早稻田大学去听一场学术研讨会，会后又一次去看这家中餐馆。不过，这一次我失望而归：那幢三层的木造小楼已然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走近一看，果然是一家经营房屋租赁的房地产公司的事务所。

　　我怅然而归。在回去的路上，当年做服务员打零工的情形一遍又一遍地掠过脑海，连同早稻田大学的校歌。

　　首都的西北，早稻田的森林，屋瓦耸立其上，

　　那就是我们的母校。

　　记住我们素日的抱负吧：精神的进取，独立的学问。

　　勿忘现世，理想远大；闪烁着光芒的我们，注视前方吧！

　　早稻田，早稻田……

　　这首歌最后对“早稻田”三个字的反复咏叹，真情慨然流露，让人难以忘怀。对这首歌的旋律的记忆，源于早大学生社团在这家中餐馆举行完联欢会后的齐声歌唱。

　　听吉羽老人介绍，有些社团每年定期要在这里举行联欢会，包括年末的“忘年会”、元旦过后的“新年会”、三月份毕业时期的“送别会”、四月份新生入学时的“迎新会”等。有的社团已在这里举行了几十年活动，名为“同窗会”。

　　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是东京专门学校，由明治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1838-1922）创建于1882年，其蓝本是当时英国主流的政治经济学科；1902年改称现名。此后，这所大学逐渐在国际上获得了声名，尤其是在中国和韩国，几乎成为代表日本的大学。上面提到的校歌，被认为是“日本第一”的校歌，备受喜爱。学生社团“早稻田合唱团”，最初为歌唱校歌而结成。据说，这首校歌音乐的原版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歌曲Old Yale（耶鲁忆旧）。

　　我不禁想到，这座以“通过完成学问之独立、有效活用学问来造就模范国民”为主旨的私立大学，通过这种合唱传统，已将自己的主旨渗透到了每一位早稻田学子的身上。通过讴歌“在野精神”“反骨精神”以及与二者相辅相成的“学问独立”，早稻田大学刻意与同城的国立东京大学区分开来——后者在战前一直以造就“帝国精英”为主旨。这种“学问独立”的精神，与另外一所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创办者福泽谕吉（1835-1901）提倡的“独立自尊”，含义几乎相同。这种强调国民独立的教育精神以及学在民间的学术制度，同样造就了日本国家旺盛的上进精神。

　　这样想，我也就理解了吉羽老人对日本现状的抱怨：吉羽老人看到的是一面，而我看的是另外一面。在这家古旧的中餐馆中，在他工作半个世纪有余的这个狭窄、局促的空间中，两个时代的日本人的精神其实已然和解了。

　　吉羽老人创业、守业半个世纪的历史，不就是典型的“模范国民”吗？在战后已然半个世纪以上，依然默诵着“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的国民教育理念，这不正是遗世独立的自尊精神吗？日本进入近代以来表现非凡，体现在国民身上的这种独立、自立精神，可谓居功至伟。在优良的国民国家的政教体系下，支撑着传统社会的贵族精神向普通国民流溢，从而使整个国民素质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熏陶。

　　这是不是近代日本在国家建设上取得成功的秘密？

　　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想将自己的感想与吉羽老人分享；遗憾的是，当时我未找到老人的电话号码，也就没有联系。不过我又心生疑虑：吉羽老人愿意与这个新时代的日本人和解吗？

　　记忆中，老人数次对我说，接下来将是中国的时代……他或许通过当下的中国，看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日本全力奋斗之情形。

　　转念一想，我的疑虑显得多余：休业后的吉羽老人享受着国民福祉带来的高度的生活保障，正在过着宁静的生活。老人对当下日本的“抱怨”，其实正是为日本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危机意识”。

　　如此说来，新旧两个时代的日本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鸿沟。这或许是因为，“独立自尊”早已演化为国民道德，成为国民“日用而不知”的立身准则。

　　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日本天皇下诏投降的翌日，一手组建“神风特攻队”的大西泷治郎选择了剖腹自杀，以慰藉其死去部下的亡灵及其遗族。

　　大西泷治郎留下遗言说，后辈应该忍辱负重，勿失身为日本人的傲骨，时刻发扬特攻精神，为日本及世界和平贡献力量。大西的说法当然是美化之言。

　　吉羽老人在战后半个世纪以上所展现的那种克勤克俭的精神风貌，并非是特攻队所宣扬的那种愚蠢的自杀观念，而是孕育了近代日本国民的一以贯之的文明精神，那就是“独立自尊”。

李永晶

　　李永晶，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古典政治思想、近代国际关系史等。曾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取得学士学位，于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取得硕士、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