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中国皇帝的“特许权”——画说金融史（23）

　　【坐而论道】（财新专栏作家 李弘）1656年9月2日凌晨，四更刚过，北京紫禁城迎来一队不寻常的西方访客。宫廷卫兵手提的灯笼在仍是暗夜的宫院里幽静地摇曳，引领着他们鱼贯通过午门和长长的甬道，再通过端门，又是长长的甬道，然后跨过太和门，绕到乾清宫前的院子里。在这里，当东方显出鱼肚白，他们将接受一个17岁的年轻皇帝的接见。

　　
　　图1：皇帝已经听说有一队商团来京拜访，并派员到通州迎接他们。随团而来的有一位专司记事与绘画的小职员叫约翰•纽霍夫，他用夸张的九十度鞠躬描绘了大清官员与这些商人的见面。

　　紫禁城对这些头发卷曲蓬乱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已是见怪不怪。从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这里曾长年进出外国人。汤若望，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1630年接替邓玉函在大明历局供职，先后在宫中向崇祯皇帝进献各种天文仪器，还参与编撰了《崇祯》历书。满族人入主紫禁城，汤若望被任命为大清第一任钦天监，他和小皇帝顺治建立起情同父子的信任关系。还有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曾跨过太和门，尽管他们始终未能劝服皇帝皈依天主。

　　图2：纽豪夫创作的紫禁宫内部地图，完全不准确，但记录了他经过的地方。在图中部的那个院子里，商团相遇了其他访客，有西藏喇嘛、蒙古王公与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使臣，还看到守护在宫中的几头大象（注意第一道门的左右两边）。

　　在这个凉爽的初秋清晨，耐心地在乾清宫门前等待天亮的这队西方人不是传教士。他们没有带来任何珍奇异物，也不希冀留在皇上身边提供服务。他们从南洋的巴塔维亚来，花了一年时间千里迢迢从广州走到京城，为的是一个谦卑的目的：希望顺治皇帝能给荷兰公民一个特许，在南方沿岸做中国人的进口生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出口生意做得风声水起，但中国人不买外面泊来的东西。荷兰人也比不上葡萄牙人，没有一个像澳门的地方在南海落脚。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诉诸北京的皇朝，以拜访的方式寻求商业利益。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类似的拜访一共发生过三次。后面两次的记录都是英国人留下的。

　　图3：中国人当时对世界的理解就像这张地图，大清国占据了中心一大片土地，四边围着海，海里和海外的陆地上是其他国家，最外边还是海。

　　皇帝的大臣从未听说有一个叫作“荷兰” 的国家，这些来客对自己国家的解释令人狐疑：荷兰没有国王也没有大臣，只有市民与商人。他们为之请求商业利益的机构也很难理解，是所谓联合出资从事贸易的“公司”。在清官听起来，这些人的故事根本不可信，他们可能和倭寇一样，就是一群海盗。这样的猜测一点不奇怪，十七世纪的荷兰是一个领导潮流的新国家。加拿大历史教授卜正民300年后给出了解释：“只有像荷兰共和国这样与众不同的联邦国家，才能够想到建立联邦式的公司结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实力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巨大优势，主导了面向亚洲的海上贸易"。

　　图4：在荷兰商团来到紫禁城前一年，即1655年，在阿姆斯蒂河尽头的大坝广场上，完工了雄伟壮观的市政“议事堂(Amsterdam Town Hall)”。这是现代史上第一座不是为皇家而是为市民修建的伟大建筑（但从拿破仑时代起它又改变成皇宫）。荷兰是由七个城市联合组成的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富豪商人选举出来的 “摄政管治委员会”。

　　由于没有皇权或国权意识作祟，这些商人们接受了中国人的礼节，跪在那里接受了顺治皇帝15分钟的赐见。但这是一次完全词不达意的见面，顺治皇帝其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后来由大臣们传出话来，允许荷兰人今后每8年到中国港口停泊一次，可带四船交易的货物，并将贡品进献给北京宫廷。很难想像，曾在中国购买了巨额瓷器丝绸茶叶的荷兰人，用了什么样的努力，保持了他们与中国百年贸易的支付平衡。除了白银货币，另一种商品也进入了荷兰人向中国出口的单子：烟草。

　　图5：荷兰人被要求跪在大殿外11块方砖的地方。前面还有一个清兵手持长鞭，叭叭抽地，以示威严。

　　正是为了平衡贸易的不平衡，北京在130多年后迎来了另一阵势浩大的 说客使团。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破产，被摄政政府接管。世界新崛起的贸易强国是英国，正如我们已经描述过的，1790年的英国已具有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并日益强大。现在它要说服东方帝国接受它的现代理念与实践。由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793年，同年8月在热河他们见到了两年后就要成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回顾这一团英国人的来访，我们要注意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政府派出的代表团，第二，它首要的目的是来传播理念。

　　作为一个政府团，英国人在中国大出风头。和现代中国的交往，他们落在了其他欧洲人的后面。由于在都铎王朝英国已脱离了罗马教皇的控制，英国人从未参与早期到中国来的传教活动。他们通过英东印度公司做转口贸易，每年乘季风来到广州的是印度的商船，与广东十三行打交道的是一些利来利往的商人。

　　但是，与前次荷兰人冒失的尝试不同，马嘎尔尼勋爵是由英王乔治三世委任的访华正使，带来的是英王给乾隆皇帝的亲笔信。过去皇上也见到葡萄牙等国派来的特使，但从未见到过上百人几十条驳船列队而来的欧洲使团，并带来了如此之多的 “贡品”，在圆明园里摆满了一大殿。正因为这是第一次，惹出了马嘎尔尼出使由头、觐见礼节等一系列麻烦，暴露了以天下为一统的大清朝廷与现代国家在政府交往上遵循着不同的常识。

　　图6：在随团画家亚历山大创作的这张图中，马嘎尔尼勋爵和使团成员站在右下角，他们的穿戴举止明显与清官大员不同。

　　这样一个代表团肩负一个重任，它的目的是得到中国人对国际贸易理念和践行这一理念的英国人的认同。随团书记员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此开宗明义：

　　“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商人是社会中最富裕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商人的利益与活动随时受到政府的极大注意，并在许多方面影响政府的措施。因此，英国派遣一个使节团到中国访问，自然是为了它的商业目的。”

　　与在印度的策略不同，英国不敢觊觎大清的领土，虽然在朝廷的其他欧洲人曾告诫乾隆皇帝英国人侵略成性。1793年它正处于与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前夕，英国人也没有军事实力来和乾隆皇帝叫板。同时，英国国内的财政金融制度都尚未成熟，财力不足，他们对大清的国力心怀敬畏。所以，他们把使团来访的目的锁定在促进通商贸易。

　　此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已有十几年，英国人诚心诚意相信贸易对增强国家实力刺激财富积累有好处，这是激励他们在全世界拓展市场的基本理念。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是皇帝与官员并不了解英国人的道德优点，自然也不愿同他们有贸易来往。英国人天真地认为，“假如有一些英国人以一种高贵的身份常住在北京，以他们谨慎言行和彬彬有礼的仪表争得上流社会的尊敬和下层社会的佩服，那么就有助于解除中国方面对英国的误会，为两国之间良好交往奠定基础”。英国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宣扬了英国人对幸福、智慧和道德的虔诚追求，以及与落后地方交流技术与生活福利知识的孜孜努力。

　　把道德理念先放在一边，我们要讲英国人的想法离这两个国家已经分流的经济现实相差太远了。

　　对英国来说， 十八世纪末它正在走向“世界工厂”， 国际贸易已占据经济产出绝大比重。贸易所收取的税款，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仅中国的茶叶进口一项，据称就贡献了英国税收的10%。国际贸易的结算支付、信用借贷、保险经纪，成就了伦敦金融业全球中心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统治阶层，上下议会的议员，越来越多出身于贸易商、金融家与工业家，他们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联成一体。

　　反观乾隆末年的中国，国际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重仍然很小。正如乾隆所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道有无”。朝廷允许向外国人出口是对他们的一种抚恤，因为他们央求购买中国的商品，这表现出中国传统道德理念中的仁义。实际上，从事贸易代理已经使一部分人富有起来，凡与贸易有瓜葛的官员都获利非浅。但是，这是一个小集团的利益，经济上的好处远不如保持天朝架构稳定不变的政治来得重要。

　　图7：三亿人口的市场对英国具有巨大吸引力。斯当东一路观察盘算着向中国出口的机会：中国皇帝喜欢英国的钟表，加了弹簧防震的马车，而老百姓喜欢五金制品和风箱。英国的羊毛制品在广东没有市场，但卖到京城以北的地方一定会受欢迎。

　　毫不奇怪，马嘎尔尼没有得到任何期盼中的特许。这个结果不仅取决于乾隆皇帝与大清朝廷，也取决于当代的消费者：大清的臣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西方的消费观念，不追求洋品牌，更不懂得借贷消费。 另一方面，英国也没有生产出什么让中国人非买不可的东西。

　　斯当东的书中显示，英国人看懂了这些差距，他们最后的希望，是皇帝能够特许在北京留下英国使节，传播国际贸易理念，管理和外国通商这件事。他们希望和大一统帝国的最高权力打交道，而不是在广东仅与“十三行”纠缠。

　　然而英国人这个希望还是不现实。乾隆皇帝见面一个月后，和坤和中堂亲自跑来和马嘎尔尼说使团可以离开中国了，他顺便带来了乾隆皇帝给英王的复函。马嘎尔尼感到自己关于贸易利益的那一套理论还没有时间展开讨论呢，因此还想滞留几个月。和中堂委婉却坚定地表示，这里已经没有你们的事了。入冬北京的天气太冷，与你们洋人的体质不合。将来交了霜降，天气突然要冷得紧呢。

　　在1794年十月初起乍凉的秋风中，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着他的使团，悻悻然走出了北京东城门。英国人并没有因为一次出使不利而气馁，在战胜了拿破仑法国的第二年，即1816年，英王又派出了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再次到北京，希望谒见嘉庆皇帝。他们的命运比第一个使团更不济，嘉庆皇帝借礼节问题为由拒绝与勋爵见面。和中堂当年的告诫确实另有所指，北京的天气对英国人来说越来越冷得紧呢。

　　图8：对这次暗淡无光的出使，本来没有什么好提的。不过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大英图书馆，偶然发现了阿美士德勋爵带给嘉庆皇帝的这张国书。它有46英寸电视那么大，周围精心手描了花边。在退还这张国书时， 阿美士德潦潦草草地在一个信封上写了几个字：“这是摄政王给中国的皇帝的原信。我没有机会递交”。从此，中英上层通过外交渠道的沟通，就像这封国书，被锁进图书馆的抽屉里。

　　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一事，在过去的200年中从未被中外史学界当作一个大事件，就是提到也一笔带过。阿美士德无功而返的经历更是不值一提。20世纪90年代我收藏亚力山大随团创作的版画时，记录这些出访的参考书籍屈指可数。

　　然而时来运转。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件事突然显示出极为重要的历史寓意，那张想像出来的马嘎尔尼拜乾隆的画也被广泛重刊（见2013年4月的The Econimist 中的文章）。从中解读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东西方的关系又转回到了从前。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又来到中国 “拜见”寻找着什么，其中肯定包含了国际贸易特别是扩大进口的“特许”。而对于中国而言，它今日似乎又站在一个新的河道分流处，内在与外在的力量相互撞击，刺激着它的选择。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斯蒂芬•罗奇不久前写到“历史告诫我们，永远不要说决不会怎样”。这才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