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映照五十载

　　2013年11月23日，第5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落下帷幕。新加坡华语电影《爸妈不在家》斩获最佳剧情片、最佳新导演、最佳原著剧本等五项大奖，爆出冷门；台湾导演蔡明亮凭借影片《郊游》获得最佳导演，同时其“御用”演员李康生斩获最佳男主角；香港导演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则包揽最佳女主角、最佳视觉效果、最佳美术设计等六奖项，满载而归。

　　从奖项分布即可看出，本届台湾金马奖极其包容，涵盖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地区，视野广阔，体现出其大气格局。或许也因为如此，本届也创下参加影人人数最多的纪录，还有由历届金马奖“影帝”“影后”38人同时登台见证颁奖的震撼盛况。

　　作为亚洲最悠久的电影奖，台湾金马奖走过了50个年头，可喜可贺！严格而言，金马奖应该是52岁了，因为1968和1974两届因故未举行，这个创办于1962年的电影金马奖今年就成了第50届。中国内地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创办于1962年，可惜只办到第二届（1963）之后就停办，直到1980年才恢复，中断了17年之久。如今中文电影已有多个奖项，但金马奖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奖项之一。

　　刚刚卸任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导演侯孝贤说：“金马50年，见证华人电影的变化，50周年是金马奖一个新的起步。”新的执委会主席由两届金马奖影后、两届金像奖影后张艾嘉担纲，随着执行层的年轻化，未来的金马奖也许会更宽容，成为华语电影的最大引擎。

中文电影or华语电影？

　　本届金马奖发生了新蜕变，从面向中文电影扩大为面向华语电影，内涵更为广泛。

　　中文电影与华语电影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大凡在外国的中国人或华裔，才被统称为华人，如北美华人、新加坡华人；而他们使用的文字或母语才称之为华文、华语，如纽约的华文报纸、温哥华的华语电视台等。

　　比如此前香港对此使用就相对规范，英国人在香港办的第二所大学叫做“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的所有中国报人有个组织，称“香港中文报业公会”；香港第一个流行音乐流行榜称“中文十大金曲”；凤凰卫视不叫做“凤凰卫视华语台”而称“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影院上映的西片，会在影片广告或宣传上说明“片上中文字幕”，而不是“片上华语字幕”⋯⋯

　　但是，台湾在民进党主政的八年间大搞“去中国化”，本土公民的中国人硬要改称为“华人”，将中文称之为“华文”，将汉语称之为“华语”，而金马奖原来面向的“国片”也遭到“硬着陆”，变成了“华语电影”。不知怎么回事，“华语”“华文”后来就这样替代了原先的各种称谓，就连大陆主流传媒也全盘接受下来，“华语电影”“华语歌曲”“华文创作”等等用语充斥着平面传媒版面或电视娱乐节目，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称谓上不准确的说法莫名就成了主流。

　　这种谬误所以出现，不一定是传媒接受了陈水扁强加于中文或汉语的虚无说法，但肯定是糊涂的。它过不了严格意义上的一关，更犯了常识性错误，中国人在本土也自称“华人”，文字自称“华文”，属于闹笑话。因此，当两岸三地文化上仍有某些微妙、复杂的问题纠缠时，中性但正确的称谓应为中文电影，而非华语电影。

　　回到金马奖，稍作历史回顾可知，它一开始就是将香港电影涵盖在内的。一方面，固然是国共两党在香港文化上互不相让所致；另一方面，香港影人对台湾电影确实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香港的电影公司和主创人员一旦加入港九影剧自由工会（与“左派”华南电影工作者联会相对立），其作品就可在台湾发行、上映，同时获得金马奖准入资格，否则会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邵氏、电懋、嘉禾、新艺城等等香港电影公司的影片都会被列入“国片”范畴，与台湾电影有同等地位。民进党执政后，这一规则亦无改变，尽管香港已回归中国。但是，影片称谓一概由“国片”变成了“华语片”，虽有个别海外华语片被纳入提名，但只是聊备一格。显然，本届之前的十多届，金马奖仍然是中国“华人”的电影游戏。

　　也许因为“华语电影”或“华语片”这个词变成常态，当金马奖继续“华”下去时，习惯上的中国概念已被超越，中文概念亦被抛弃，更多外国华语电影被列入涵盖范围，于是出现本届的蜕变。此为金马奖创举，展现了其新视野和胸襟。

　　鉴于大陆的金鸡百花奖越办越没吸引力，传承感薄弱，影响力日衰；视野狭隘的香港电影金像奖虽然重要，但基本只颁给香港的电影。由此，金马奖已成为惟一面向全部华语电影的奖项，某天说不定有北美华语电影获得最佳影片，亦不奇怪。

香港因素

　　回首历史，尽管不能说台湾电影的发展是由于香港电影的哺育，但香港因素确实在台湾电影发展脉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50年代末起，很多香港的独立制片人渡海到台，争取合作拍片，逐渐占据了大部分的国语片市场。港产的武侠片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类型，萧芳芳、于素秋等香港明星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1963年，香港导演李翰祥在马来亚华侨资本支持下离开邵氏，到台湾创办国联电影公司（国联）。由于拥有雄厚资本实力，国联在台湾大展拳脚。此前李翰祥在邵氏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公映时曾引起万人空巷，他的来台发展，自然也万众瞩目。

　　由李翰祥领军、香港影人为班底的国联，陆续拍摄了《七仙女》《状元及第》等作品。同时，李翰祥发掘了王星磊、宋存寿、朱牧等一批台湾年轻导演。国联在台湾期间，共拍摄了20多部影片，当中如《西施》《破晓时分》《冬暖》等都是经典之作，曾荣获金马奖多个奖项。另外，国联在台期间，还创办国联演员训练班，建立片厂制度和营销制度，推动明星制度，出版电影杂志，同时也将香港的技术和人才带到台湾，对推动这个时期的台湾国语片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香港电影以动作片闻名，1965年，香港邵氏导演胡金铨受台湾私营联邦电影公司之邀，开拍武侠片《龙门客栈》。曾以《大醉侠》一片闻名的胡金铨以创新风格令武侠片跃上新台阶，结果，《龙门客栈》当年在台压倒所有中西影片，荣登票房之冠。自此动作片在台成为主流。《龙门客栈》之后，每一年的票房冠军均为武侠或功夫动作片，依次为《独臂刀》《扬子江风云》《十三太保》《十四女英豪》《猛龙过江》《龙争虎斗》等，但均来自香港。1975年，胡金铨拍摄的《侠女》，更是获得了第28届戛纳影展的“法国电影最高技术委员会奖”，成为首部登上戛纳颁奖台的中文电影。

　　爱情文艺片是港台电影相互影响的另一类型。1965年，第一次出售电影版权的琼瑶小说《烟雨蒙蒙》开拍。接着台湾导演李行拍了由琼瑶小说改编的《婉君表妹》《哑女情深》，掀起了爱情文艺片的“琼瑶热”，连香港拍粤语文艺片出名的男明星们如邓光荣、谢贤、秦祥林等都来台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台湾电影开始返回头登陆香港。由于香港影人精英不少都到台发展，令台湾电影起飞，而香港的粤语片则固步自封，不进则退，渐遭观众冷对。相反，台湾电影虽讲国语，却带来一阵新风。宋存寿导演改编自琼瑶小说的《窗外》，因为讲师生恋竟遭台湾禁映，但在香港安然登陆，林青霞在这部处女作中的表现更让香港观众惊艳。李行在1973年再度拍摄由琼瑶小说改编的《彩云飞》《心有千千结》，也刷新了香港票房纪录。爱情文艺片的兴起捧红了一批明星在港走红，像甄珍、林青霞、林凤娇、秦汉等，甚至令香港粤语电影一度消失。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则来势更猛，章国明、严浩、徐克、许鞍华等导演一个个都夺得了金马奖。

　　根据统计，50届金马奖下来，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获奖者150余人，香港就占了51人！其中梁朝伟曾获三届“影帝”，张曼玉曾夺得四届“影后”，分别是金马奖迄今获得该奖项最多的最佳男女主角；导演杜琪峰则凭《枪火》《大事件》《夺命金》三获最佳导演奖，与台湾导演李行同时保持着获该奖项最多的纪录。

政治之纬

　　许多人或许并不清楚，金马奖的由来颇具政治色彩。

　　上世纪60年代之前，台湾因为政治上的严禁（如颁布“勘乱时期动员令”、长期实行宵禁等等），电影处于保守、呆滞期。尽管有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影）、从大陆迁至台湾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台湾电影制片厂（台制）三家公营电影机构，但拍片产量极少，影片质量不高，产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1954年起，台湾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一个月内有200多万人签名支持。次年，蒋介石在《民生主义音乐两篇补述》中提出“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也鼓励了台湾的文化艺术创作。1956年，台湾成立电影事业辅导委员会，发布《国产电影事业辅导方案》，象征着台府的电影政策由消极检查转成积极扶持。《方案》鼓励岛内外合作，希望海外影人到台拍片，又以奖金鼓励影片内容，使得港台影界的合作机会渐渐增加，台湾电影得以注入新的活力。

　　至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内外交困，内有“三年自然灾害”困境，外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交恶，以及西方世界持续的敌对封锁。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不断派出武装组织窜扰对岸沿海，处于最前线的金门、马祖两岛成了“反共”前哨。当时国民党经营台湾十多年，在美援支持下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为了营造这种气氛，并促进“国片”发展，提高“国片”素质，便由政府主导设立这个电影奖项，分别取金门、马祖头一个字组合而成，政治意味甚浓。

　　金马奖造型创意及雕塑是由出生于台湾宜兰的雕塑家杨英凤（1926-1997）创作。他曾这样解释该奖座创意的由来：“古人说：‘天行莫如龙，地行莫如马。马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也。’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对马所表现的耐力、美、精神和速度赞美有加。配合金马奖创办宗旨，我初以为以殷商图纹构化浮雕‘马首是瞻’，表现得奖者的典范风华，继之配合时代进步，历届略有沿革，渐进设计以战马奔腾之姿，象征电影艺术工作者向专业化、艺术化、国际化不断努力的精神。”早期金马奖奖座都是金黄色的，事实上原创材质是铜，只不过要符合“金马”而将铜质奖座镀金，现在则回归原创意念，改以青铜状呈现。50年来造型多有细节变化，但雄马跃起、前蹄高扬这一马姿基本不变。

　　“解严”之前，台湾电影本身的发展自然也颇受政治影响。1963年，台湾新闻局副局长袭弘接任中影总经理，提出“健康写实主义”制片路线，要求电影在描述社会时，一方面要避开黑暗面，另一方面要写实。原则是，“尽量发挥人性中之同情、关切、原谅、人情味、自我牺牲等美德，使社会振作，引导人人向善，走向光明。换言之，即提供现代社会所需的精神食粮，健康的精神食粮。”这一时期，中影开拍《蚵女》《养鸭人家》等影片。曾拍过《街头巷尾》的李行，由外国学成归来的白景瑞、陈耀圻等等年轻导演，都被吸纳成“健康写实主义”的中坚导演。“健康写实电影”突破了以往僵硬的政治宣传方式，提升了台湾影片在海外的竞争力，一度成为台湾电影类型的主流。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美台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岛内气氛紧张。中影联同其他公营机构开拍政宣电影，目的是要舒缓此时政治上的危机，鼓舞民心士气。像《梅花》《英烈千秋》《八百壮士》《汪洋中的一条船》等，都是笃定拿金马奖的影片，大概更符“跃马奔腾”的要求。

　　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台湾电影业走向低谷，萧条萎缩。这个时候台湾中文电影市场基本是由香港电影所支撑。此时，开明的中影公司破例启用了几个中青年导演，拍出一批艺术性较高的试验性电影，他们与后来相继出现的一些中青年导演的作品被称为“台湾新电影”，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杨德昌、侯孝贤、陈坤厚、张毅、万仁等。他们摆脱台湾电影体制传统模式和表现手法，在现实中寻找新的艺术形式。他们的电影敢于直抒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能够贴切地表现台湾青少年的生活与心态，在题材的突破上具有前卫性。另外他们善于吸收西方电影中的先进的技术和手法，注重用声、光、电来表达人文内涵。特别是祖籍同为广东梅县的侯孝贤和杨德昌，其作品《童年往事》和《青梅竹马》，都被认为是台湾新电影发展的里程碑。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缓和，金马奖也放开怀抱，将大陆电影纳入在内。1996年，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夺得第33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大奖，这是大陆电影首次入围并夺得最佳影片。五年后，刘烨、秦海璐分别凭借在《蓝宇》和《榴莲飘飘》登上第38届（2001）金马奖影帝影后宝座，金马史上第一次影帝影后同时被大陆演员摘走。甚至讲国共内战时期题材的《集结号》也一样获奖——张涵予就凭该片夺得第45届（2008）金马奖影帝。此外，先后获金马奖的还有陈冲、李小璐、姜文、吕丽萍、李冰冰、周迅、黄渤，以及本届的章子怡、李雪健等，成为涵盖面最广的中文电影奖。

　　可以预见，近年台湾票房的低迷与大陆市场呈现的“成功”，将促使两岸电影在未来的更多融合。正如本届金马评委会主席李安所说：“台湾电影这么多年一直低迷，是因为缺乏远见，总是单打独斗，是时候加强与大陆的合作了。”

　　作者为香港影评人，曾任香港金像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