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金融课——画说金融史（30）

　　【坐而论道】（财新专栏作家 李弘）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后的15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段以“改革”彪炳的年代，在政治、外交、经济、立法各个领域，新旧势力剧烈冲突，东西文明争锋斗法。

　　改革有三次高潮，首轮刺激来自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马关条约”，愤怒的学子们为变法“公车上书”，朝廷也出现一批求变呼声。第二轮是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激励辅佐下，搞了震惊朝野的103天“变法维新”。最重要的一轮发生在1901年到1911年，史称“十年新政”，大清朝廷被迫顺应时势，废科举，兴新学，开民智，申民权，推立法，引西制。到1911年辛亥革命飚发前，中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似乎是在收窄，两个世纪以来与西方分流的经济演进，也掀动起合流的波澜。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变革的大背景下，现代金融观念在中国淬炼精进，新银行接二连三建立，辅以一系列的金融立法，铺就了体制建设的基石。

　　大清政府对财政金融态度的转变首先来自见识的开通，而这始于一位年高七旬的一品大员，他就是李鸿章。1896年李鸿章到欧洲诸国及英伦的出访，使他见识了金融在西方政经朝野的魅力。

　　图1：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使的官方照片。

　　和清政府中其他地方大员相比，李鸿章的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在1875年的“塞防”“海防”之辩后，左宗棠跑去和汇丰借款，增强了楚军在新疆的防务实力。而李鸿章直到“甲午战争”打起来了，才仓惶想到求借洋人。他的洋务运动投资借款，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在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金融主张。在铸造货币增强财力方面，他的“魄力”不及比他年轻14岁的张之洞。后者虽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宏论，但其货币理论绝对是“中学为体，中学为用”。简单地说，张之洞重复了历代官府贯用的伎俩，铸造份量欠缺的金属钱币强制流通。当时张有一个经济谋士叫陈衍，1890年写了一篇《货币论》, 建议“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张之洞认为是好主意，欣然从之。因此两江湖广造币局滥铸不已，政府中饱私囊，老百姓遭了殃。

　　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制造铸币通胀的张之洞，都代表着大清朝廷中的“有作为”之辈。但对于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则上的现代财政金融，他们第一是无见识，第二是反应晚，第三是行动缓。从1850年开始，三只有形之手在推动大清政府睁眼见金融，一是建立军事力量的资金需要，二是洋务运动的实业投资，三是巨额战争赔款的暴涨压力。直到第三只手猛击一掌，清廷中有识之人才明白“富国强兵”不能仅盯住军事与实业，必须要睁大眼睛，紧跟全球金银货币的动态。

    图2：1896年李鸿章可能就坐着这样的马车，穿过伦敦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英格兰银行的门前，拜见了现代金融的权力中心。

　　这第三只手的一掌猛击，最感疼痛的就是国人深恶痛绝的“卖国贼”李鸿章。1895年，他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诺赔偿日本二万万两白银，以一人之身吞下“弱国无外交”的苦果。1896年5月，李鸿章在日本中枪，老身尚未复原，清廷又降旨派他为致贺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正使，出访英法德俄美。头顶大清国头等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公使）之衔，李鸿章在国际上掀起了一阵外交旋风，各国都用最隆重的仪式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但是，只有李鸿章心里明白，他真正的使命，是低三下四地去恳求列强，在财政金融方面对大清朝廷高抬贵手，以保佑对日失败后的朝廷能度过支付战争赔款这道鬼门关。

　　为此目标，李鸿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与列强商议，将对华出口贸易税从5%提高到10%。当时大清的关税收入已将近每年三千万两白银，为“赔偿”甲午战争，朝廷又背上了新债，未来二十年的海关税收都做了还款担保。提高中国进口关税应当是内政，但是清政府却无权自主决定。原来中国的海关关税是1842年《南京条约》时确定的，抽五厘的税率已经五十多年没变过，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要提高此税率，必须得到签约列强的同意。英国当时的首相沙士伯雷侯爵(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说，你们想加税，可以呀，但大清必须承诺“遍开内地，尽除阻阙”，“华必遍谕地方官，保护内地英人之性命产业，商阜必宜广辟”（见当年伦敦华文新闻报道）。李鸿章深知，要打通内地商埠，他既无朝廷成命，亦未必能见实施，这诚比在国外与虎谋皮更难。当年李鸿章与英方各界论理的报道，读来犹如学生参加论文“答辩”，他理薄词短，洋人教训连篇。

　　图3：这是李鸿章在伦敦与首相沙士伯雷侯爵的合影。

　　李在英尴尬难解之际，梁启超正在《时务报》连载他的《变法通议》，他做了一篇《加税论》，里面说“日本当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与我同；其见贻见劫，而误载税于约章也，亦与我同。而近岁（日）与诸国换约，无以异于它国”。梁大声疾呼：日本一小国尚能做到自立，大清国一品大员，在洋人面前连提修约都不敢提。列强将我大清私权变公权，盛气凌人，可恶之至。中国不务自立，欲倚他人，自招其辱，亦愚弱不可及。

　　李鸿章不但低声求乞增关税，而且抱着更大的希望求英国救清排解“镑亏”。大清自1870年欧美各国转向金本位后，一直在借金还银上吃银价下跌之苦。李鸿章认为金价日增，债台之主就是英国人，俄法德虽在还款金银比价上说得好听，不过是空口人情，只要英国人不同意，“镑亏”就无解。对日赔款的二亿三千万两，日本人坚持要用“金镑”计价，如加入未来银价对金镑的贬值，那五年的赔款额就可能增加一倍。李中堂万般无奈，幻想由中国与日本共同锁定金银兑换价，给以三五年时间，使中国的赔款额能相对固定。认识到日本人是不会对大清发这点慈悲的，李鸿章就看看英国首相能不能行行善，让中英间贸易按固定汇率结算。对此，英国人的回答给“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的李鸿章又上了一课。他们说，这固定汇率水平哪里是谁能说了算的啊？银行说了不算，首相说了也不算，这事得上议院辩论。但议员听谁的？还是要听英国大商家的。而英国商家当然要以英国的利益为重，固定汇率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哪国不是如此计算的啊？几句话，把李中堂噎得无言以对。

　　李鸿章对金融的顿悟还不光在这些软钉子。在伦敦时，两家大的商业银行大肆铺张宴请大清第一重臣。汇丰银行主席假座海德公园的水晶宫，主宾三百人，举杯觥筹交错，欢声如大海潮涌。中堂目睹银行的张扬，起身赞誉汇丰银行主席说，你们在中国赚了大钱，在中日鏖战之急借给了我们钱，你真是太有眼光了。如此“才猷练达，性情慷慨，品行端方，举之以充总理，其行立见大兴”。言下之意，是以一行之势对比了一国之兴。李鸿章在宴会上还收获了不少专业“知识”，比如汇丰银行借给英政府国债的利息只有2.5%，这比西方人借给大清政府的利息低了一半还多。他恍然大悟，原来列强不只倚重洋枪洋炮，而且财源滚滚。银行家看上去彬彬有礼，其实大权在握，口中笔下运筹帷幄，世界竟为之左右。回想起自己搞洋务二十多年，从未把西方银行看在眼里，中堂大人一定是悔恨交加。1896年底访英伦回国后，正赶上盛宣怀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在期廷据理力争。李鸿章自然是毫无犹豫，和光绪朝革新派官员，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一道，以重权之势力挺盛宣怀之议。

　　图4 ：英国人知道李鸿章对现代工业的兴趣，特意安排他去看格拉斯哥的铁厂。但李此时对西方实力的理解，应当已超越军事化工业资本。

　　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的建立是大清政府第一次涉足现代银行业，开风气之先。然而皇上和朝廷大员们的见识，决定了政府的这次“创新”，止步于盛宣怀所划定的“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以李鸿章为代表，大清政府尚未明白国家及政府的利益和货币银行到底是怎么连接起来的，他们完全无心以通商银行的平台为政府发债或统管国家货币。直到大清垮台，光绪皇帝圣旨特许成立的通商银行，眼中只有股东的利益，盛宣怀个人和他的关联企业的利益。

　　记得十九世纪初德国一位哲学家曾归纳出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中国过去百年的经济金融发展，至少从一个角度证明这条规律确有些道理。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旧经济是一个市场化、分散的、自治管理的系统，梁启超曾引孔子的话，说明中国的特色就是经济上小官府大自主。但是进入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的作为是逐步增大，特别是在货币金融领域。不谈早期的“重商主义”，就是在鼓吹各国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现代英国，也是诉诸立法，把政府债券作为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的保证，又把英行银行券定义为法定货币。不论在金融界还是在实业界，企业拿到英国政府授权的皇家特许经营，马上就带来特权与垄断。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都在以不同形式仿效英国的作法。刚刚统一的德国与正在推进现代民族国家的日本，都迫不及待地将财政和银行变成看得见的经济掌控之手。1897年，中国离走上这同一条道路还有一步之遥。

　　图5：金融由政府统筹兼顾，是二十世纪全球竞争大势。只有通过政府有效运作，国家货币才有信誉，商业才有稳定基础。这张1890年的漫画揶揄英国的银行界，只有靠政府家长式的严厉的管教，投机竞争才不会漫无节制。

　　刚刚迈进二十世纪大门的中国，经济问题就已超出自主自由的范畴，不仅政府关注，而且成为社会焦点。“货币与金融”也摆脱了“君子不言利”的俗套，一下子成为登堂入室的学术议题。何以证明？来看看下面这张1902年的八股恩科试卷。

　　图6：上海市嘉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科乡试”题目。从策题二，可见为“镑亏”，朝廷已从求助外国政府转向收揽国内经济对策思考。

　　光绪二十八年就是1902年。庚子年指的是1900年，由于“义和团运动”恩科停考，所以第三年才“补行”。在中国科考的体制中，乡试只是一个"中等学位"（当然它的含金量比学位高得多，有了它已经可以进入大清的公务员系列了)，中了秀才的考生可以参加乡试，考中了就叫进士。这一年，从西安逃难回銮的皇上为恩正科第二场的 “高中生”出了几道经济策论考题，其中一科目是“维国权策”，题目是：“各国改用金币始于何时？金价日增其故安在？主之者何人？若中国偿款用金亏损甚巨，拟亟策”。试卷还注明其它题目要套用八股，此题则不必。各位读者要记得，此时的中国尚没有西式大学，更未开过经济系。皇上要从民间学子中寻求“货币汇率”良方，不耻下问，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镑亏”如芒在背，朝廷大员亟寻出路；第二，经济和货币学问成了选拔国家治理官员的必备见识。

　　这个“亟策”，从金融角度看，还真让大清朝廷给找到了，这就是建立国家银行及推出国家货币。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跨出中国现代金融发展划时代的一步。这家银行的开办宗旨，如户部奏报所言，是“现当整齐货币之际，亟赖设立中央银行为推行枢纽……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这家银行的大股东就是户部，它出资总股本400万两的一半，其它由商股认购。在中国春秋战国以来3000千年的历史中，户部银行不但是第一家政府银行，也是第一家依据政府的法规——《试办银行章程》设立的，它必须依据银行资本金限额发行纸币，而不是无限制地由朝廷发行官钞银票。

　　图7：据说这是位于北京西交民巷27号的户部银行旧址。从这残留的小门脸，很难想像这家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上的里程碑地位。

　　大清迈出的这关键一步，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关。就在“新政”初期，严复出版了他翻译的《国富论》，梁启超在日本，以他勤奋激情之笔，浅显易懂的语言，大量输入了日本人过滤之后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启蒙之作。大清政府也派出访问团，了解欧美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最后，访京的外国专家，特别是在京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均曾为新政出谋划策。

    图8：大清户部银行发行的货币，与旧时的“户部”官票相比精美得多，和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同一制式。据记载，到1907年底，户部发行的银两票、银元票相加才300万两。尽管它规模很小，对金融市场影响有限，但由于信誉稳固，逐渐被社会接受。凡银行解交财税库款，各省交纳税厘钱粮，以及民间汇款，均一律通用，在北京上海天津的外国银行，也开始接受兑换。这是中国市场上第一次流通的现代货币。

　　“十年新政”特别是1905年慈禧太后起意宪政改革到大清垮台的那几年，中国的政治外交社会舞台是如此轰轰烈烈，以致于经济被推到后边成为舞台背景，而金融大事件也被淹没在前台的喧闹声中。其实，现代金融业正是在此时破土而出跃跃欲试。数家现代民办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京浦殖业银行、信城银行，都诞生在这几年，第一次财政发债也于1906年在京试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大清学习日本的经验，改组传统皇帝御用的户部为政府度支部，户部银行遂改名为大清银行，进一步突出了政府的中央银行集权，提升了它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权威。

　　回到前面提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否定了传统小官府大自主的经济传统，政府成为金融业的大客户，金融权力也在向政府手中一步步集中。从李鸿章初识金融开始，进进退退，曲曲折折，中国的集权之路走了一百年。到二十世纪末新一轮改革兴起，随着“金融深化”“金融自由”的理论在中国传播，对政府的金融集权又出现了新的否定。不但是在中国，海外出现的“比特币”不也可以看作是挑战国家法定货币的发行特权，对百年前的金融现代化来一次新的“否定之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