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C：企业托儿服务可减少员工流失

　　【财新网】（记者 杨睿）随着中国“全面两孩政策”平稳落地，越来越多的家庭迎来第二个小生命。但“没人带娃”却成了困扰双职工家庭的一大难题。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出台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探索幼儿托管服务。一时间，“带娃上班”成为社会热词。

　　面对这一潮流，亦有媒体评论称，企业办幼儿园、托儿所与其市场主体地位不符，将各种费用计入成本，不利于企业竞争。但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却指出，多国企业发现，为员工提供托儿服务会为雇主自身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

　　这些效益包括：通过提供托儿服务，企业可以显著降低员工流失率；吸引高素质应聘者、缩短招聘时间；提升员工的出勤率、专注度等，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男女比例，让更多女性走上领导岗位。

　　这份名为《解决托儿问题：雇主提供托儿福利的商业案例》报告，由世界银行集团成员之一、专注新兴市场私营部门发展的国际开发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于9月27日面向全球发布。

　　报告共选择了全球十家企业进行案例研究，这些企业为员工提供从托儿所到发放补贴等多样化的福利方案。报告涉及的企业分布在全球各地，包括南非、美国、土耳其、日本、约旦、印度、巴西、肯尼亚、德国，覆盖了信息技术业、金融业、制造业、医疗业、农业等多个行业。

　　IFC性别项目专家Amy Luinstra告诉财新记者，这十个案例中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日本金融机构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该银行施行的“一揽子”托儿措施使女性员工流失率从2007年的6%降至2016年的2.4%，帮助公司挽留了逾1000名成为新妈妈的女性员工。

　　报告指出，该银行在托儿服务方面投入的直接费用要低于招聘及训练新员工以填补空缺的成本。如果一名员工因为晋升新妈妈而离开工作岗位，相应的员工流失成本将达到4.5万美元/人。

　　这一成本损失，还没有计算其同事训练新员工所花费的时间、损失的生产效率以及员工流失造成的客户流失等。将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挽留的女性员工以这种方式折算，公司共节省了4500万美元（约合3亿人民币）的员工流失成本。

　　该银行从女性员工怀孕阶段，一直到孩子上小学三年级，提供了一系列的幼托福利。例如，女性员工在休育婴假期间，可通过网络项目学习英语课程或是参加新技能培训，避免其因脱离职场太久而与工作岗位脱钩。

　　面对高昂的育婴成本，该银行还为重返职场的女性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幼托补助。对于日本社会来说，很少有女性愿意在孩子一岁前重返工作岗位。针对这类女性员工，该银行通常会给予更高额度的补助。此外，银行还提供“重新安排工作地点”方案，帮助新妈妈调至离家或幼托中心较近的银行分部工作。

　　幼托服务还帮助一家印度IT服务公司及一家美国软件公司招聘并且留住了高素质的软件工程师。在约旦，妇女通常不离开家工作，但当地一家制衣公司还是通过幼托服务招聘到了女性员工。此外，该公司在开办员工托儿所的前9个月里，病假缺勤率就降低了9%。

　　IFC负责混合融资和伙伴关系的副总裁Nena Stoiljkovic对此提出，目前有很多有意为员工提供幼儿托管服务的企业，但它们急缺具体实践和实际收益等信息，而IFC的报告则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海外经验对话中国现实

　　90后女生吴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此前，她在北京一家软件公司做销售客户经理，直到第一胎生产当天仍在坚持工作。“老大八个月大时发现怀了老二，就一直先在家带娃了，等娃三岁左右再去上班”，吴云告诉财新记者。

　　在吴云看来，上班要比在家带孩子轻松太多。“从孩子出生到一岁多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最崩溃。一岁以内的娃基本全是生理需求，废体力、磨耐心，还完全没法沟通。我基本上一年夜里没怎么深睡眠过，这个阶段比较痛苦”。

　　“照顾孩子的工作量，没生过孩子的人根本没法理解”。为了照看孩子，吴云的父亲也辞职在家，家中还另请了一位家政阿姨负责做家务做饭。提及现在有企业为减轻员工压力开始自办幼儿园，她说：“这种真是完美啊”。

　　根据《2016年中国女性、职业与幸福感》白皮书，中国职业女性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职场，而是来自家庭。挑战前三名分别是“工作和生活平衡(86.3%)”、“生育造成的职业中断(73.63%)”、“家庭责任与支持另一半的事业(70.42%)”。

　　婴幼儿抚育面临困难也成为育龄家庭不愿要二胎的原因。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绍，2013年、2015年卫计委调查结果显示，群众生育意愿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妇女的职业发展，女性生育后的再就业问题；二是婴幼儿抚育面临困难，幼托特别是三岁以下小孩的幼托资源比较缺乏，多数家庭主要靠祖辈抚育第三代；三是经济方面的压力。

　　王培安也建议称，“借助国外经验，减轻家庭负担可以满足家庭生育二胎的愿望”。他提出，相关部门应加强合作，通过公办、公办民营、民办等有条件的单位、企业提供全日制、半日制、即时托管等多重方式，支持社会力量在社区力量办托儿所、育儿班等。

　　Luinstra告诉财新记者，IFC报告输出的商业案例也可适用于中国国情。“据我了解，中国相关政府部门曾探讨过企业支持幼托服务的话题。一些大城市及当地政府也在探讨如何鼓励并帮助企业提供幼托服务。对任何领域、任何人来说，公共部门的公共资源都是有限的。政府及主要行动者在这方面讨论得越多，公共资源就能得到越有效的利用”。

　　她还提出，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雇主们也渐渐意识到应该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幼托解决方案及儿童早期发展机会。此外，很多中国家庭摆脱了那种传统的家庭结构，父母均外出工作。因此，更好的幼托解决方案是“刚需”。

　　了解员工幼托需求最关键

　　事实上，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探索如何自办幼托场所。今年3月，京东总部针对内部员工0-3岁子女的托幼中心开始运行。该中心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托幼中心目前容纳18至36个月宝宝15名，4至17个月宝宝5名，共计20名宝宝。该负责人介绍，托幼中心是在迅速反映员工需求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起到了暂缓的作用。京东行政部门在前期曾进行小范围的需求调研。但目前京东总部共有1万多名员工，入园需求量仍较大。

　　员工需求量远超现有指标，也是京东托幼中心目前遇到的挑战。为做到资源不浪费，京东主要利用线上预约系统，由员工按周预约。尽管大部分员工有长期入托的想法，但现有场地、指标无法满足需求。解决需求则会在二期规划中体现。

　　Luinstra认为，雇主在制定幼托服务策略时，首先要了解员工的幼托需求。“不同的企业是不一样的。你需要知道员工子女的年龄分布，需要知道他们何时需要幼托服务。是每天都需要托管吗？还是只在紧急情况，例如孩子生病时需要托管，亦或只是在学校放寒暑假时提供托管服务？企业可以事先组织调查或焦点小组访谈，了解员工的需求”。

　　早在2016年2月，总部位于上海的携程网便建立了国内首个依托互联网企业打造的幼托公共服务项目——携程亲子园。携程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陈琦全告诉财新记者，他们在调研后发现，尽管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员工福利，包括孕妇上下班打车报销、孕妇躺椅、额外的生育津贴等，但实际操作下来生二胎的员工仍然很少。原因就在于员工对于“谁来带孩子”这个问题非常困扰。

　　目前，携程亲子园已有超过110名儿童，暂时还未满园（满园情况将有5个班级，125人）。今后如有需要，还会考虑扩园以满足更多员工需求。对于申请入园手续，陈琦全称，亲子园的门槛很低，工作地点在上海的携程员工只要递交报名表就能申请入园资格。

　　除了统计企业员工的子女人数、年龄分布以及他们何时需要幼托服务之外，雇主还应该去了解他们在幼托服务中更看重哪些方面，Luinstra指出。幼托服务的近用性、可承受性、以及企业员工对幼托服务所期待的质量标准，都是需要提前了解的。

　　Luinstra还提醒称，幼托服务应该与企业的其它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综合性策略。“如果你将提供幼托服务看做一种留住女性员工的方法，就应该再去探索其它方面。例如，女性员工在公司架构中的分布情况，她们在哪个阶段会选择离开职场，以及整个公司的领导储备层。这意味着，你需要去回顾招聘环节中其它方面的政策和实践。将幼托服务看做是综合性策略的一部分，我认为可以使效益最大化”。

　　中国企业幼托服务挑战

　　对于企业为员工提供幼托服务是否会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不少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认知。京东托幼中心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员工对公司福利非常认可，因此福利项目会影响他们对京东雇主品牌的理解和认可。

　　携程方面也回应财新记者称，开设亲子园以来，人力资源部门有时会被应聘者问到一些关于亲子园的问题。客户在参观携程总部时，也有人会开玩笑地说：“这么好的福利，你们携程还招人吗？”

　　但大部分企业尚未对幼托服务的投入成本及因此而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核算。作为针对内部员工的福利，京东托幼中心的所有运维费用均由京东承担；携程每个月则会向家长收取一定费用，但仅根据老师的工资及一些教具核算，场地费、装修费、水电费及设备维护费等均由公司自行承担。

　　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承担这笔费用。面对这种情况，Luinstra告诉财新记者：“企业需要去评估员工的需求，也要评估自身是否能够承担。一家企业可能并不需要在幼托场所方面投入太多，但能提供一些不需高昂成本便可满足员工需求的服务。”

　　此外，企业也要思考其它创造性的方案及合作伙伴方。“当企业自身无法承担运维幼托场所时，可以考虑和其它企业或当地政府合作，以提供能满足员工期待的幼托服务，”Luinstra说。

　　对于率先开办幼托中心的中国企业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的“信息空白”和“政策空白”。陈琦全告诉财新记者，作为企业托育的先行者，携程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在开办初期，只能借鉴各幼儿园的操作规范，并请幼儿园园长来亲子园实地指导。

　　“携程一直期待政府针对0-3岁孩子的托育点出台规范性政策，使我们在参考相关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亲子园的管理。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办类似的幼托机构，”陈琦全说。

　　企业自办幼托中心，需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例如办学资质、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太大等。但这条路若能探索成功，或可弥合幼托资源缺口、缓解双职工家庭“带娃”压力，企业亦能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获益。

　　京东托幼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京东曾采访过一位宝宝入园的妈妈，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把孩子放在公司的托幼中心，我随时可以看到他学会翻身了，学会爬了，学会走了，我没有错过他成长的每一步，想着他在楼下睡得很安心，我上班就会无比的放心”。■

　　财新记者王臻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