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私营一定不好吗：不完全合约理论视角

　　【财新网】（专栏作家 包特）近日，以红黄蓝北京新天地幼儿园发生的“扎针”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幼儿园安全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担忧。这些事件引起了幼儿园该不该允许私营机构进入，以及该如何监管的讨论。这让我想起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哈特（Oliver Hart）的一个相关研究，也许可以作为相关政策讨论的参考。

　　在这篇名为《政府的合理边界》（The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的文章中，哈特教授与他的合作者施莱弗教授（Andrei Shleifer）和威士尼教授（Robert Vishny）一起讨论了对于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该如何最优化安排产权配置。文章的核心思路是：假设对于同一项公共服务，政府既可以选择把它外包给一个私营企业主，也可以选择让自己内部的国企经理人运营，那么最优的产权配置应该由经营者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创新”或者说努力水平决定。这两种努力，一种是质量提升型的努力，一种是成本节约型努力，或者简单来说，一种是“精益求精”型，一种是“偷工减料”型。

　　哈特教授的研究认为，由于政府无法直接控制私营企业主的行动，但可以命令国企经理人进行它希望的行动，这意味着在不完全合同的框架下，私营企业主的议价能力要高于国企经理人。因此，他们也能从自己努力产生的回报中要求更多的份额，从而使得他进行两种努力的激励都比国企经理人要强。但相对而言，私营企业主可能会把更多努力投入到偷工减料上，这是因为，他们进行精益求精的创新的回报（比如因为要为小朋友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或游乐设施而增加的入托费）往往需要政府核实批准后才能得到，但偷工减料则不需要批准。核实批准的过程本身会降低经营者的议价能力，因此，对于同样的努力，偷工减料给经营者带来的回报会比精益求精更高一些。

　　基于以上的讨论，哈特教授认为，我们不能简单认为一种所有权形式一定好于另一种，而是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形中，两种努力与创新的重要性和作用范围而定。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这个理论的重要应用是对监狱私有化的讨论，当时，由于监狱的高成本和人满为患，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尝试让私营公司运营一些监狱。但调查数据显示，虽然相对于公立监狱来说，私营监狱在每个犯人身上节约了大约10%-15%的成本，但也使得监狱的安全性大大降低了，具体表现为有记录的看管人员和犯人的肢体冲突和受伤都增加了十倍以上。因此，私有化监狱很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决策。

　　但在同一篇文章里，哈特教授也指出，当偷工减料对于质量的影响不重要的时候，比如对于垃圾收集行业来说，私有化带来的成本节约反而使得它比公立机构更有效。而对于学校教育来说，虽然偷工减料对于质量的伤害是可怕的，但精益求精和教育创新对于质量的提升同样重要。同时，由于美国的中小学市场是高度竞争的，因此，面临竞争压力的私立学校通常不但不会偷工减料，反而走上一条以质量和创新取胜之路。这也是为什么在欧美国家，人们提到私立学校的时候，脑子里首先反应出来的并不是安全隐患，而是“高收费，高质量”的象征。

　　参考哈特教授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幼教行业目前的情况，主要问题似乎也不是单纯的“公立”与“私立”之争，而是在供不应求、缺乏竞争的情况下，私立机构为了节约成本而过度压低幼教工作者的工资（正如在多起幼儿园安全事件报道中提到的，在师生比低于1：10的幼儿园里，幼教从业人员的工资甚至远远低于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入园费）导致的难以吸引和留住合格敬业的从业人员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一刀切”地禁止私立机构恐怕只会南辕北辙。相反，如果公立幼教资源一时难以迅速扩大的话，通过允许更多私立机构进入来增加供给侧竞争，可能才是使行业进入良性循环之道。同时，除了增加必要的安全和监督措施（比如像美国一些幼儿园一样，允许家长实时连线到教室的监控录像），引入幼教人员的最低工资和最低师生比制度也是避免营利性幼教机构过度“压榨”幼师、带来相关安全隐患的有效预防措施。

　　此外，对于一个健康的公共服务行业来说，公立和私营并存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它不仅可以促进竞争，而且可以通过质量-成本的多样化满足社会中不同人群之间异质性偏好，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这也是复旦大学王永钦教授和我在一些之前的研究（王永钦、包特，2008；王永钦、许海波，2010）中发现的结果。■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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