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会刚落下帷幕，中国健儿争金夺银的激情场面仍然令人回味，“飞人”刘翔折翼“伦敦碗”的悲剧一幕同样使人难忘。
五味杂陈的伦敦奥运会促使人们反思。即使在比赛期间， “举国体制是与非”已成国内舆论热点。这表明，重新审视这一机制的利弊，及早启动竞技体育领域的改革，已成公众明确期待。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借助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配置全国竞技体育资源。其目标就是在各类国际重大比赛，特别是奥运会上获得更多奖牌，主要是金牌。这种体制原本是计划体制的产物，但在30多年改革开放中并没有受到实质性触动，反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大大强化。
应当承认，在体育比赛中获金牌、披国旗、奏国歌，确实令中国人振奋，也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情怀。然而，在承认举国体制这种历史功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其日益突显的弊端。在国家主义和全能政府理念笼罩下，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异化，其固有的观赏、娱乐功能退居其次，以精英体育推动大众体育发展更无从谈起。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开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以平常心看待体育比赛胜负，更多地把运动员看成具体的人，不再视为国家和民族的符号。体育归体育，体育以及运动员身上的光谱更多样、更多彩，因此更有魅力。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举国体制逐渐丧失了社会基础。
举国体制的积极功用显著衰减，其维持成本却在不断增加。
如同所有计划经济的产物一样，由于不能准确反映成本与收益，长官意志盛行，体育举国体制不可能有效配置资源，只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投入产出的低效。尽管中国体育的经济账从来未被算清，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估算从六七千万元至数亿元不等，但所费不赀应无疑义。
举国体制的辩护者们总是金牌不离口，对其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则不屑一顾。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体育主管官员惯于仅以中央财政拨款来反驳“劳民伤财说”。须知在中国，体育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支付。财政部门曾试图核算其总额，终因项目过于庞杂而不了了之。一个“财务软约束”的体制是注定运行不下去的；对于“惟金牌论”，纳税人终究会不堪忍受。
有辩护观点称，反对举国体制是“脱离具体的时代背景和条件”；甚至认为主张体育改革是尊崇“洋教条”。其实，竭力维持过时的体制，才脱离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的具体时代背景和条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早已形成，政府主导型体育管理体制必须转变，引入多种主体才能给中国体育带来蓬勃发展的局面。顽固地信奉旧的发展观，显然无视中国社会的进步。把举国体制武断地当作一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沾沾自喜，指斥先进国家运行有效的管理体制，这种封闭思维折射的恰恰是陈旧的教条主义。
淡化并逐步放弃举国体制势在必行。改革是个长过程，启动越早越好。北京奥运会闭幕后原本是最佳时期，但四年来并无改革行动，令人遗憾。种种顾虑中最主要的是“金牌之忧”。由于传统惯性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夸大，金牌被赋予巨大的政治功能，甚至潜在地被视为执政基础。这种错误定位引致对改革成本的误判，阻碍了体育改革的推进。
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经济成果，已经使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民族自豪感不会因几块奖牌的得失而起落。在北京奥运会中国手握51金之后，国人金牌激情急剧释放。就连举国体制的赞美者都承认，不少人对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金牌数并不关心。这与往昔形成巨大反差。可以说，当前启动改革万事俱备，最需要的是决断。
体育领域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廓清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个人的界限和功能，政府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有所为者，重点是加大对群众性体育运动设施的投入，大力增强全民身体素质，强化青少年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教育。在竞技性体育中，则应逐步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把更多事务交给社会、市场和个人，最终，推动竞技性体育走上市场引导的社会化、职业化、产业化之路。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明春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将再次启动，1998年受阻的政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型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和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体育改革的重心也应当是让渡权力，放开管制。让中国从今天的“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一步是一定要跨出去的。
（本文为2012年8月13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32期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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