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神话破灭后的日本能源政策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雪原树人 薛冰 雪原千里）“3·11”大地震以及随后的核电站放射物泄漏事故，粉碎了日本的“核电安全神话”, 截至2012年5月6日，54座核电机组全部停止运行，日本首次出现“无核电”局面。

　　这一事件造成日本电力供给危机，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核能发展计划。

　　近来，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电力公司和市民，就是否应该重启核电站问题争论不休，政府的新能源政策也为此迟迟不能确定。

　　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也是一个依靠能源进口的大国，因此，日本的能源政策调整不仅对其自身有重大影响，也会对世界能源政策及能源安全产生影响。

重新估算核电成本

　　发展核能的最大理由是核能的成本低。发电成本成为能源政策调整的焦点。

　　根据日本电气事业联合会的测算，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成本要比核能高出5倍至10倍，这成为发展核能的重要理论依据（参见表1）。

表1

　　对此，立命馆大学副教授大岛坚一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批评原子能协会的核电成本计算中低估了核电成本、高估了新能源成本。

　　根据他的计算，如果计入政府的研发和立地投入（给拥有核电站的当地政府的财政补贴）以及核废料处理费用，每千瓦时核电成本会增加到10.68日元，高于煤炭的9.9日元和小水电的7.26日元，与成本最高的太阳能的价格差大大缩小。如果再计算巨大的事故赔偿部分以及因核电站停运造成的损失，核电成本其实非常高（参见表2）。

表2

　　与民间的计算相应，由国家战略担当副大臣牵头，由核能、财务、环境经济和公共政策的专家以及媒体等10人组成的政府、企业、民间人士组合的 “能源环境会议”，最近发布一项新的研究结果：

　　如果核事故处理费用到达20兆日元，则每千瓦时核电成本会从2004年的5.9日元增加到2011年至2030年之间的10.2日元，而火电、风力发电的成本将从目前的5日元-6日元增加到10日元。

　　另据2011年12月21日能源环境会议《基本方针草案——关于能源环境战略的选择性提示意见》，以及日本能源环境会议成本检证委员会汇总资料：

　　在2010年至2030年间，风力和地热发电成本将从每千瓦时17日元左右降到10日元以下，太阳能从目前的33日元-38日元降到10日元-20日元，分散性能源的成本也会从20日元降到10日元左右。

　　根据这一研究，核电的成本并不如日本电力协会所说的那么低，因而核电的低成本优势受到新的质疑。

能源政策调整各路观点

　　为了实现25%温室气体削减的目标，日本政府在2010年制定了新能源政策，根据日本经产省能源厅《能源基本计划》（2010年），到2020年将新建9座核电机组，核电比率将从30%提高到40%，核电站设备利用率达到80%；到2030年再新建5座核电机组，将核电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0%，核电站设备利用率达到90%。（参见表3）

表3

　　不过，目前这一能源政策如何调整在日本国内已意见纷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废除核能论”（日语称“脱原发论”）。这是前首相菅直人退任时在国会答辩提出的完全废止核电的思路。

　　第二，“100%可再生能源计划”。目标是完全用再生能源取代核能和化石能源。

　　第三，“逐渐替代论”或“脱离核电依存论”。主张重新审议核能计划和能源战略，逐步减少核能比例，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过渡。

　　第四，“能源混合 （Energy Mix）设想”，认为应该将各种能源进行组合，并使之得到比例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能源的最佳组合”。

　　日本的现实是，对核电的依存度高达30%，核电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界、学界、企业界长期以来的密切合作已经形成了难以打破的“原子能村”，受核能恩惠的企业、个人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而有些地方长期以来依靠核电经济和政府补贴（有核电设施的村町的财政来源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国家补贴和电力公司的税费），因而马上取消核能会给一些地方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并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

　　更需指出的是，核能发展涉及日本国家利益，不仅国内能源战略需要，还有利用核能设备出口推进同国外能源甚至政治合作的重要意义。

　　曾任菅直人内阁、现任野田内阁能源顾问的柏木孝夫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作为世界领先的核能发电大国，假若放弃使用核能，会导致燃料铀价格下降，促使新型工业化国家加快核能开发进程。此言的弦外音是新兴国家的核能发展有可能产生核扩散，产生不可预测的问题。

　　由此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日本不会完全放弃核能，而是选择在提高安全标准的条件下有限地发展核能，并逐步减少核电的比例。

　　为应对严重的缺电和开辟新的能源，日本政府开始加快能源政策=调整。

　　6月29日，日本政府召开了“能源环境会议”，确定到2030年日本能源政策调整的新方针：

　　促进节能，减少能源与电力消费；减少对核电的依存度；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存度；最大限度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真；在上述基础上提高非化石能源比例，削减二氧化碳排放。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能源环境会议”提出了三个能源结构调整与碳排放情景（参见表4）。

（点击查看大图）

　　虽然这一方案尚未经内阁府正式敲定，但令人注目的是，日本政府基本确定了减少核电依存度、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基本方针，因而有理由判断今后日本核电的比重将逐步下降。

能源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

　　震灾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为了解决电力不足问题，日本实施了以“创电、蓄电、节电”（创造新的电源、储备结余电力、节约用电）“三电”政策为主的措施。

　　（1）重新开启已经关闭和停运的火力发电设施。为此，大量增加天然气进口，并开发世界最高水准的火力发电技术，以提高化石燃料的利用率。

　　（2）大规模节电。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快核电站的安全检测，说服地方政府同意重新启动核能发电，另一方面，也制定了一些措施限制用电大户用电，要求电力公司管辖企业节电15%， 鼓励民间节约用电。

　　（3）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新能源，大力开发高节能产品。日本国会通过《可再生能源促进法》，在法律上规定电力公司有义务利用固定价格制度购买民间的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地热等电力，促进民用电力并网，为发展新能源、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提供了法律保障。

　　从2012年7月起，日本开始实施“国定价格购买”制度，规定个人、企业、单位和团体可以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将自己设置的太阳能、风能、水能、沼气、地热等自然能发电的剩余部分用政府规定的国定价格卖给用电单位。

　　（4）加快发展碳交易市场。由于日本政府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25%削减目标，虽然因地震和核泄漏事故的影响国际社会可以谅解日本短期内完成目标的难度，但截至目前，日本还是向外界正式表示坚持这一目标不变。问题在于，日本无论坚持还是调整减排目标，完成起来都很困难，为此，需要同国外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这反而会促进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5）打造有日本特色的“低碳社会”。 2012年1月31日发布的经产省资源能源厅《面向2030年的能源政策》提出：日本要维持和强化世界最高水准的能源利用效率，创造以日本“低碳社会”为原型的“低碳经济世界模范”，甚至在核事故处理上为世界核能的安全利用提供典型案例和规范处理模式，为世界二氧化碳减排作出特殊贡献等新的战略目标。

　　（6）强化近海资源的开发，确保排他性经济海域的权益，制定适当行事权利的制度。

　　（7）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保障战略能源供给。

　　能源政策对新能源期待最大，但最快的办法还是增加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进口。日本对世界能源进口需求的大增，可能产生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能源竞争，而对能源的争夺又会引起拥有资源的争议地区的纷争和区域争端增多。这些都会促使世界能源分配格局重新划割，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几点启示

　　应当重新评估核电的安全性，制定新的安全标准。

　　核能技术虽然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第四代，但其中还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况且技术发展无止境，不可能断言“技术成熟”。

　　此外，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特别是一国的危机管理水平、政府执政能力等，都会影响核电安全保障。因此，再先进的电站也需要人来管理，再高水平的技术也要人来操作，如果人的管理不当、操作失误，那么技术越发达，事故越严重。此外，核能的原料供给和技术提供也会产生风险，对核燃料进口的国家容易产生对输出国的依赖，包括核能利用技术和核废料处理的依赖。

　　因此，应当认真评估核电的安全性、作用和意义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大幅度提高核电安全性，制定新的核能安全标准，在安全、科学、可信、经得起各种灾害和恐怖袭击的条件下，合理发展核电。

　　重新调整核电发展计划，稳步谨慎地发展核电。

　　核电不仅关系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还涉及国防、国际关系和外交，应当慎而又慎。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顾及当前的经济需要和利益，也要考虑今后长期的利益和潜在成本。

　　福岛核事故提醒我们：应当重新考虑审核核能的经济性，重新评估核能的安全性和政治经济影响；在应对气候变化，制订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目标上，不应把核电的比例定得太高，以避免产生对核能的过度依存。

　　要听取专家意见但不能完全相信专家断言。

　　福岛核事故的教训之一是政府与电力企业、学者结成了一个自认为“绝对科学、绝对权威”的“原子能村”，过度相信了核专家意见，制定了过于自信的能源政策并将其作为国策。

　　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了核恐慌，国内外有些专家和权威以为反应过度，并以核电事故的概率大大低于空难事故和火车汽车交通事故为例，以自己的核电技术为第三代、第四代，比日本的核技术先进，核电站建在内陆地区为理由，坚持认为核能安全，不愿调整核能发展计划。这是一种危险的态度。日本的经验证明：我们有理由担心过于自信有可能导致忽视安全和社会影响而大跃进式地发展核能。

　　福岛核电站事故给日本一个严重教训：要听专家的意见，但不能过分相信和依赖专家。为此，日本内阁府和经产省促成了由政府官员牵头、科技专家、经济学家、环境学家和新闻媒体组成的委员会，定期讨论核电和能源政策各种意见。与此同时，媒体也经常举办市民讨论会，广泛地听取各界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

　　核能安全不仅是能源安全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

　　在应对福岛核泄漏事故时，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不得不求援于同盟国美国和核技术大国法国。

　　在这些大国和高技术的帮助下，日本暂渡难关，但这些深度介入通过卫星、直升机、潜艇和测量仪器以及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高清晰度图像，收集到大量的日本国家情报，将日本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和涉及国家安全的许多方面暴露无遗，这些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危险。

　　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日本核电站使用的是核能大国美国和法国的技术，但是，如果核事故发生在不愿外国特别是欧美介入的国家，那就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控制局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警惕核电事故引发国际性核公害。

　　这次核泄漏事故以及放射物质控制的长期化，可能导致一次新的公害危机，即核污染公害。

　　这次核泄漏和核辐射涉及面积大、影响人口多，人们对这次污染的深刻性还处在认识不清和担忧之间。由于这些核物质的半衰减期很长，有理由担忧将来日本人因核辐射发生像上世纪60年代公害病那样的危害，特别是影响到下一代健康。

　　一般的废弃物和空气污染问题，目前已有有效技术和措施可以处理和防治，其影响也是局部的，但这次核泄漏的污染物已漂浮到许多国家，造成跨国界的国际性污染，即使是微量的，对人体没有致命的损害，也已经给世界带来了核污染恐慌，其影响已超出以前的环境公害。

　　警惕核事故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日本国民面对巨大的震灾和核污染危机表现异常冷静和有序。

　　究其原因，一是自律自给的国民性和很高的国民素质；二是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和应急体系（比如，核安全法、核辐射赔偿制度）；三是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自救体制（比如自我解救、困难分担、自己避难）；四是平时的防灾训练；五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技术先进，国民富裕，财力充足，因而可以调动大规模的经济和技术资源来应对灾害并尽快复苏经济和社会秩序。

　　与日本相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没有像日本这样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统一的国民性，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富有和拥有对应核泄漏的技术和设备，更没有像美国那样的盟国来支援，再加上一些国家的核电站技术水平低，管理不到位，应急措施不健全，因此，如果发生类似的核事故，不仅其直接后果不堪设想，而且会出现社会恐慌，引发大规模动乱，甚至导致政权更迭。

　　我们处在一个“超信息时代”，一个小事件、一条微博就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乱，这对一些社会结构不稳定、突发事件频发、市民对政府缺乏信任、收入差距巨大、社会矛盾突出的国家来说，核事件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引起社会动乱，切不可掉以轻心。 ■

　　雪原树人，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薛冰，高盛日本证券分析师；

　　雪原千里，日本金城学院高校非常勤讲师。

　　本文系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核心项目，野村财团资助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