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张剑荆
中日关系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与以往因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冲突不同,目前的冲突是由钓鱼岛问题引发的。
日本东京都知事提出的购岛动议,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8月15日,中国香港公民登上钓鱼岛,日本政府拘押登岛公民引发国内多个城市举行反日游行。争端尚未平息,从8月21日开始,美日在太平洋关岛地区举行联合军演,据称其目标是“夺岛”。8月27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乘坐的汽车被两辆车迫停,车上装饰的日本国旗被拿下。
这一系列事件,均非两国政府行为引致,而是民间人士的主动作为。在中国国内,反日情绪甚为高涨,主张对钓鱼岛实施实际军事占领的呼声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屡见报端。军事专家们已经很严肃地讨论在钓鱼岛区域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诸种征象反映,中日关系进入了比较危险的时期。妥善管理两国关系,维持东海和平,已成当前急务。
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存在着根本分歧,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一分歧并没有影响两国之间各方面关系的发展,两国从建交谈判开始,就存有一定谅解,那就是“搁置争议”、 “面向未来”。对有争议的问题采取搁置态度,实际上是维持现状,它成为一条红线,彼此都不越过这条红线。目前该岛的治权在日本人手里,中国没有采取措施夺取、占领该岛。但是,中国拥有对该岛的主权,任何未经中国同意而显示对该岛拥有主权或治权的言行,都是对中国利益的侵犯。这条双方存有谅解的红线,是一条和平线,越过了它,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冲突甚至战争。
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搁置争议”政策,越来越不符合现实。触碰红线的行为一再出现,如果不能对此进行有效管理,军事冲突就难以避免。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维持现状越来越困难的形势?分析起来,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民间力量的介入不断冲击着政府奉行的现状政策,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历史上看,日本历来鼓励公民的海外探险,而中国在很长期间内都实行禁海政策,但随着中国公民海洋意识的觉醒,两国公民在海上相遇,以后将是常态;
其次,东亚力量格局正处在转变过程中。近代以来,东亚的国际关系就处在转型过程中,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多次出现转移。目前,中日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影响力的上升,给日本投下了阴影,不少日本人对此感到焦虑。日本战略界人士认识到,时间在中国这一边。在这一判断基础上,日本很有可能采取提前遏制的措施,在力量完全失衡之前,削弱中国。中国公民对国家力量的自觉,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公民的行为。历史经验显示,这种形势最易诱发冲突。
在上述力量影响下的中日关系,将在今后很长时期处在不稳定状态,无论多么希望两国“友好”,都不得不应对不断涌现出来的事端。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中日关系,使之安然渡过危险期?我认为,需要着重以下两点:
1、加强两国战略层面的对话。两国关系之所以不断出现“故障”,最根本的原因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共项越来越少。此前数十年,中日领土争端之所以较少,主要原因是两国存在着较多的战略需要。冷战之前,中国捐弃前嫌,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是因为有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技术、资金与中国的市场,共同决定了中日两国有强烈的意愿保持良好关系。但上述把两国粘合起的因素,均已发生变化。中日之间的战略需要越来越低,在全球层面,日本无法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在东亚地区,在一些问题上,日本受制于历史问题,无法成为有足够分量的战略合作者,在另一些问题上,中日两国又存在着战略竞争,中日关系于是只能停留在双边友好层次,无法提升到战略合作的水平。因此,未来的中日关系,需要在寻找战略共项和共识上下功夫。
2、日本需要正视正在浮现出来的新的东亚安全结构,重新省思和设计安全战略。日本当前安全架构的核心是《美日安保条约》,这是一项战后遗产,日本赖此维持自身的安全。这种局面对维持地区现状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同时也使日本与该地区其他国家隔离起来,使之很难融入亚洲成为完全的亚洲国家。但日本做出的种种动作表明,它并不愿意真的以独立的角色融入到东亚的安全架构建设中来。他希望继续扮演特殊的角色。他希望在同中国进行的战略竞争中能够胜出。一个可能的趋势是,日本遏制中国、削弱中国的决心越来越大,美日安保同盟将愈加坚固。曾经,搁置争议,面向未来,实现了中日和解,现在,在未来前景黯淡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就愈发困难了。
对日本来说,当今时代可能是最坏的了。周边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盛,相比之下,日本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是日本近代以来没有遇到过的。日本需要正视这一现实。它应当学习德国,彻底放弃帝国梦想,做一个谦逊的亚洲公民,否则,它将发现自己置身于战略包围之中,只是寄望于美国为之火中取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