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钓鱼岛问题的解决

　　财新记者 张剑荆

　　日本政府正稳步推进钓鱼岛的“国有化”。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将中方的对抗情绪降到最低，也就是说，是为了更有效的管理以减少事端。当然，这只是日本玩的一个花招。日本政府这样做，非但没有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反而更强化了拥有钓鱼岛主权的立场。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是朝“搁置争议”共识相反方向迈出的一小步。针对日本这一动作，中国有必要相应地强化自己的立场，以实现必要的平衡。

　　可以预期，随着对抗程度的升级，国内舆论必将进一步激化。

　　恰如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日关系的未来在哪里》中提出，在钓鱼岛争端中，“时间在中国这一边”。日本有强烈的动机趁力量对比还不那么悬殊的时候，推动局面朝于己有利的一方发展，即使不能改变现状，也应通过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在未来谈判中的筹码。因此，中国需要冷静应对，不要急躁。只要中国坚持走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就会不断提升，最终形成相对于日本的优势地位。

　　站在这个角度看，中日之间存在的钓鱼岛问题，未必非要“不惜一切代价”，立马就解决。回顾近代以来中国领土争端的处理，我们注意到，运用“不承认”等外交手段，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其他在中国存在治外法权的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绝大部分都得到了解决。中国只要坚持现状原则，对任何谋求改变现状的做法坚决不予以承认，同时采取除军事手段之外的所有措施回击改变现状的行为，就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这种立场符合国际公义，必将赢得国际舆论赞许。

　　有不少人认为，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完全可以对钓鱼岛实施治权，实现主权与治权的统一。但这样做很可能会在中日两国间引发军事冲突。即使通过军事手段实现了治权的回归，是否就一定能彻底消除钓鱼岛问题，仍然是有疑问的。历史上，“赢了战争，失了和平”的例子比比皆是。日本右翼一再挑衅，试图将中国逼上军事解决的道路，这是徒劳的。采取军事手段夺回钓鱼岛，不仅不能平息争议，而且将使对抗长期化、激烈化，进而影响中国的战略全局，成为制约中国行动自由的绊索。因此，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保持克制，坚持在枪炮不响的情况下，运用外交、经济和政治手段处理钓鱼岛问题。

　　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不少人形成了强烈的仇日、反日心理。在日本国内，一些人对侵华暴行缺少反思和忏悔，右翼势力甚至还在美化这段历史。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谴责和抵制。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今日之日本已经不再是军国主义国家，其国内存在着强大的遏制军国主义势力复燃的力量，而且这些力量还是宪制化、体制化的。再者，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在中国发生内乱、国家分裂、封闭落后的情况下，日本才有机可乘，才会滋生出称霸大陆的野心。而在中国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是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

　　中日关系在近代的转折点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著名的东亚国际关系学家马士和宓亨利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这样总结中国在那场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唯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奋图强。”（《远东国际关系史》，第391页）他们的分析是有启示意义的。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近代国家同原始群体的对抗，所谓原始的群体，指的是中国在国家体制、人民地位和观念等方面尚未完成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在晚晴重臣李鸿章眼中，那时的中国只是糊裱匠手中的纸房子。

　　自那时以来，100多年过去了，其间，国家及国家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最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国力日渐强盛的大国。伴随着中国的兴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处在变化中：原来确定的关系，现在变得不确定起来，原先没有利害关系的地方，现在变得非常重要，原来可以搁置的问题，现在却充斥着争议。南海岛屿争端、钓鱼岛问题就是例证。在当前诸大国中，中国的战略境遇是最为严峻的，需要兼顾海陆，照应南北。众多的陆上邻国，漫长的海域边界，需要庞大的力量来守卫，其他国家也有机会从中找到运筹的缝隙。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新现实。

　　从这一新现实出发，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是推进朝野在重大的战略利益上达成共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共识是认识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都应当以国家建设作为首要的目标，以国内改革和发展为第一要务。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具体目标：1、实现国家统一；2、通过深刻全面的改革，顺利完成工业化转型、城市化转型和民主宪政转型；3、创造性地处理大国关系，成为新型国际秩序创建过程中的建设性力量，确保和平永续。

　　以国家建设为首要目标，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战略上的克制和妥协。这种战略妥协，汤因比称之为“退隐”，邓小平称之为“韬光养晦”。“退隐”和“韬光养晦”为国内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核心的战略，都是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抓紧推进改革。

　　俾斯麦说过，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一如水流，总是波浪起伏，总有潮起潮落，国家的命运也如此。只有那些建立在坚实国内基础上的国家，才能度过危机，到达彼岸。中日两国的竞争，可以视作是与时间赛跑。仅从力量走势看，假如这种态势不出现逆转的话，时间毫无疑问是在中国这一边。但是，国家竞争的复杂性在于，很难用线性的方程式推导出未来。验之于历史，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有盛有衰，一个国家往往会因为内部原因而走向衰败。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内也存在着一个与时间赛跑的问题，那就是日益强大的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感到畏惧，从而错用“时间窗口”和历史机遇，延误改革进程。同这个时间问题比较，中日间的时间问题，实在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