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谈电影《中国合伙人》

　　【财新网】5月31日下午，因电影《中国合伙人》公映，“腾讯大讲堂”邀请该片导演陈可辛、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等各界人士，与法学教授高全喜等评议嘉宾共话“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从多角度讨论电影、人生与社会，特选摘对谈实录，以飨读者。——编者

　　挣大钱有多重要？

　　冯仑(企业家、北京万通控股董事长）：陈导跟我讲有这样一件事，要帮忙做一下。这是义务，朋友的事都得当大事办，办就得办好。而我不习惯别人老说话，看着别人说，我一句话不说，就有点HOLD不住，结果说了两句。陈导拍了下来，最后是否用完全取决于导演。结果没有被剪掉。之所以说话，纯属性格问题，不是属于演戏问题。今后只要朋友找我帮忙，我就不管了。

　　他们很认真，一下飞机就给我早点吃，帮完忙后我又去机场。这个片子没出片时，为了提意见我去看了一下，跟陈导进行了交流。岁数大了，往回看，感受多。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应该往前看，往回看没感觉，说明你不在状态下。没出片时我完整看了，首映时看了一大半。岁数大容易被感动，我被感动了，这是个非常好的电影。

　　我提的都是外行的建议，我看时画外音很多，老干扰我看电影。一会儿成东青说一段，一会儿孟晓俊说一段。后来他们告诉我：这现在是一个时尚，电影似乎都该这样。我说那就当我没说，我是外行。有些电影要看，自己能看明白，是一种手法或者导演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种创作角度。另外，我感觉有的地方演得忒使劲了些，尤其撒钱那段。我还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发财以后的第一感觉。我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出了事，后来就消失了。他告诉我，他挣钱后第一天是跟老婆一起，住的是平房，一回家就拿顶门杠子把门顶上，破窗户，月光洒在床上，两个人坐在床上数钱，数了一个晚上，老怕数错，数了一遍又一遍，很高兴。他说这是人生最高兴的事。两个人在月光下数钱，数了一个晚上。他什么时候跟我讲这件事？他钱很多时，开了夜总会——后来牵扯到很多官司。他说现在不幸福，第一次挣钱才是幸福：在月光下，破窗户，月光照下来，把门顶着，怕人进来，在床上数钱。所以我觉得扔钱、撒钱这个演得有点太使劲了，我是外行。 

　　陈可辛（影片《中国合伙人》导演）：今天必须要说，我不是来辩护的，但我很不喜欢那个镜头。当时是编剧写给我要把钱扔上去。我说，我不明白。我小时候家里恩没有什么钱，想象自己有钱肯定是一张一张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从来没有试过有多少钱。编剧说你相信我，这么拍，观众一定很High。我就这么拍了，团队里的每个人说这样好看。编剧让我相信他，大陆每个人都干过这个事。拍完后，剪预告给中影看。韩三平（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编注）说，这个镜头能不能长一点？那肯定是预告片里最有价值的，是否可以再加两秒。于是，我只能尊重市场和观众的意愿。

　　主持人：徐总干过撒钱的事吗？

　　徐小平（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我做天使投资等于是撒钱，我经常说“视金钱如粪土，撒向万亩良田，让新一代的中国合伙人种出人生的黄金果实。”所以，我喜欢撒钱这个镜头，希望更长一点，让钱撒得更猛烈一点。冯总讲到，他参加这个电影是帮朋友忙。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份责任。最早，韩三平找到我，想拍一部“中国梦”的电影，新东方是最经典的“中国梦”。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写一个小说，不写俞敏洪，就写自己海归回国创业半自传体的故事。新东方是社会现象，我们尽了人生最大努力打造了这个品牌，尽量让每个家长知道我们，让我们服务。我们有责任、有胸怀坦然接受社会公众的评说。所以，经过深刻思考以后，我写了这个东西。陈导说，改编之后用了我的15个字，我很“生气”，结果一看用了18个字。我很高兴在电影最初时，我能提供一点灵感。

　　主持人：您对这个片子富有深情，从您的微博上我看出了您的深情表白。中国有个传统是“文人相轻”，编剧是否也“相轻”。财神兄本身也是编剧，以编剧的角度，你怎么看这部片子？

　　宁财神（知名作家、编剧，代表作《武林外传》《大笑江湖》 等）：从技术上来说非常完整，从导演、编剧来说，不可能做得更好，已经很完整了，只是我不太喜欢里面的价值观。比如，教育是不是一门生意，上市对于教育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盲目扩大对于品牌有好处？是在美国上市好，还是在国内上市好？特别仓促地在美国上市对企业事实上有多少影响？这些对于企业来说，是最根本的东西。但是，电影以青春、撒钱的镜头就带过去了。对我来说，这非常苍白、虚伪，特别不喜欢。

　　主持人：陈导说过不回应，所以我们不给陈导回应财神的机会。洪晃姐是“毒舌”，你怎么看这个片子？喜欢还是不喜欢？为什么？

　　洪晃（BNC薄荷糯米葱中国设计师店投资人、《ILOOK》杂志出版人）：我一直是陈可辛导演的粉丝，非常喜欢他的电影。对这部电影，我跟财神的角度差不多，电影本身很有意思，该掉“鳄鱼眼泪”的地方也掉了鳄鱼眼泪，很打动人。但是，这里面的价值观我不认可。

　　陈婷（太美集团执行总裁、太美传媒CEO）：电影里合伙人的故事，是我非常熟悉的，觉得价值观没什么问题。我做财经媒体多年，关注和书写过的，都是这样的故事。过去看的电影，感觉离我的生活很远。这部电影离我的生活很近，所以觉得很好看，这是第一。第二，提到初心，企业家成功后，合伙之路走一段，可能走不下去。如果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大家寻找到最初出发的那颗心，也许合伙之路能够走得特别长。

　　主持人：是的，电影的标题是《中国合伙人》，可放眼望去商界多是“中国散伙人”的故事，徐总怎么看？

　　徐小平：俞敏洪、王强和我都还是合伙人。新东方有6个合伙人，现在有4个新东方合伙人一起，为新一代的中国合伙人创造新的梦想。我们投资最重要的是看团队，有没有两、三个人互补的团队，创造财富，也创造价值观。我想问洪晃和宁财神先生，这没有任何挑战的意思，你们不喜欢里面的什么价值观？

　　宁财神：是否要上市？是否要特别有钱急速扩张，是否把教育产业做成生意才是成功？

　　徐小平：人生的梦想，从怕饿死到最后创造很多财富，为社会创造无数就业岗位，这是不是人生需要做的事之一？成功不一定是人生一定要做的事，但成功是不是有你的人生？你的名字是财神，而且是“宁”财神，宁可做财神。

　　主持人：这正是片中成东青和孟晓俊的冲突。

　　洪晃：还有在人的生活里，成功是不是那么重要？我是中国设计师，有一个店、杂志。管我们这个店的都是小年轻，我带他们去看这个电影。他们说：“你怎么带我们看这么狗血的电影，什么意思？”这里面，人生中必须竞争、战胜、成功，而成功的象征就是挣到很多钱。在我周围的年轻人里，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人生中必须要去做的事，而且对这种可能是上一代人的主旋律并不完全认可。我的悲剧是，我总是我那一代特别认可的价值观里，最不认可此价值观的。

　　我觉得人在这里面要做出贡献，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仅对自己生活有保障，让自己过得好，同时给社会做出贡献，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但为了能够做到人上人，做到人尖子这一步，底线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你不做的事？这可能是大家问的。比如，电影里盗版的情节。我的第一感觉是：只要把法规背下来，盗版也就盗版了。这是不成立的。你盗版了，抱歉了，把所有法规背下来，说服对方少罚一点钱。这对我来讲逻辑上说不过去，不是现实，也不可能是真正美国人谈判的内容。

　　第二，这里面很多民族主义的色彩，我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到共鸣。休息时，我说某次跟朋友一块上飞机，坐的是法航，都是公务舱。空姐给别人先服务，我的朋友暴跳如雷，说歧视我们，为什么不先服务我们。我们来连笑脸都不给，就是歧视我们。我说，他们可能是跟空姐太熟了。过来服务了就行，先三分钟得到水喝，和后三分钟得到水喝，没有什么两样。

　　宁财神：在国外被人瞧不起，在外国上市被人瞧不起。这个片子，感觉像是创业版的霍元甲。

　　徐小平：这我得辩驳一下，孟在餐馆里道歉了。有人拿《中国合伙人》和《社交网络》比，说《社交网络》最终在等他的女朋友。我想，有这种印象，可能是没有注意片尾的字幕——最后还是以成功作为他的结尾。网络上还有个帖子说，成东青和孟晓俊是一个“搞基”的故事，孟晓俊上市是为了朋友。我意识到，竞争永远不是平等的。我们用这种方法赢得尊严，好像是用钱赢得尊严，但其中蕴含着那一代人对命运的抗争。我们都留过学，国外的生活状态和孟晓俊回国以后说的话不一样，有合伙人，有自己事业的根基。但是，《中国合伙人》里还是为朋友的兄弟情义。不知道导演是否同意。

　　进电影院还相当于进教室吗？进电影院并不相当于进教室

　　冯仑：很有意思的是，某天我给张丕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编注）打电话，他是我的老乡。我说：“《1942》没达到预期，不怎么好。”他说：“以前进电影院相当于进教室，拍电影是给别人拍教材，传达所有正确的东西。现在，进电影院是相当于进了娱乐场所，得到一部分就可以了。”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电影有一点让大家开心就好，但距离当教材太远了。即便教材，也不可能保证永远正确，问题是“三观”也存在问题。这个电影，试图以毛泽东式的语言总结，都说得过去，一开始反美，然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传统“三观”也能找点故事做，所以大体上不要把一个电影当成教材看，不要“吊起来”讨论这事。“吊起来”讨论的话，在座的每一位，坐着的姿势都会是“三观”有问题。

　　洪晃：我觉得中国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念，跟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他们成长的环境不那么险恶，也不是那么缺钱了。在成长环境不一样的情况下，对钱本身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而且，他们知道要钱去做什么，能认清钱就是一个中间物，拿它可以换来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喜欢的东西需要很多钱，但有的不是特别需要。

　　宁财神：整个社会允许多元化，看好莱坞的电影，无论是文艺片、大片在价值观上不会输出这种奇怪的偏差。

　　陈可辛：回应一下财神，对价值观问题我有不同见解。我非常不同意把电影当成教育。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实话实说的人，在大学跟学生讲话也不会讲梦想，不会像新东方那样讲梦想。因为，我觉得不可能，99.9%达不到梦想。我拍戏那么多年，这部戏是比较有希望的电影。大家都说电影的价值在哪里，怎么衡量一部电影是好是坏。内地很多粉丝或者文艺青年，误会我是一个文艺片导演。每个人都可以评论，每个人都可以讲不一样的话。但有一个衡量标准最坚实：票房。这是最客观的标准，不是对与错。我不希望我的电影去教育观众，我也不要扛那个责任。但我想讲，不管我在电影里展现的是什么，但是，钱对成东青是重要的。一个从农村来的人，一定要钱。成东青坐在这儿不会讲话，你们讲完，他鞠躬后就走了。

　　孟晓俊会讲民族主义的东西，我有亲身经历的东西，也有不少朋友告诉我到美国不会那么惨，不用做bus boy，餐厅侍应生的助理。但是，我就做了bus boy。而且，我也被人查行李，不只是在美国，在北京机场查行李的永远是我。我问，为什么每次都查我，是不是因为我是长头发？他说是抽样查，但我每次都被抽到。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代表的那些需要获得尊严的人是很真的。可能不只是美国，来北京也一样。这部电影讲的所有东西，成东青是主轴，最后成功赚钱、发财，在剧情上是必需的。但发财是一切吗？我放了一些东西在最后，王阳讲了一些话，如果说一个导演必须有立场那就是我的立场。王阳说：我永远回不到那些闪亮的日子，回到80年代。他怀念的是80年代。在校园里，王阳看到孟晓俊什么都没有，成东青在换灯泡。没有一个人因为发了财是快乐的。有时，我们需要往回看。这是我个人的回应，不是辩护，只是希望有一个平台让我说明为什么这样拍。我同意，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小孩的电影，而我也不是一个懂得拍传统主旋律的导演。

　　有局限的财富梦

　　宁财神：有一个细节没说，他们真正的分歧并不是在他们贫穷时，而是他们赚钱送别墅时。那个问题就不是所谓的要发财了。所谓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上市、赚钱？我们现在可以坚持自己的教育观点，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的规模保证教育质量，还是急剧扩张？真正的冲突在这里，真正的价值观冲突在这里。俞敏洪写了长文表明自己对这个电影的态度，比较具体。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原来，我们做榕树下网站做得很好，都是合伙人，做到比较大时就卖掉了。当时都面临这样的阶段——坚持初衷还是上市？

　　陈可辛：我说一句，你说的这一点就跟我的电影无关了。我的电影不是正式的新东方传记，我也想跟徐小平老师说一下，你们可以聊新东方，但这跟《中国合伙人》无关。我站在这个角度回应一下，送别墅非常符合成东青的角色，这是人物，必须忠于人物个性，成东青会干这样的事。有一场戏会惹人反感，就是送实验室。戏里的成东青绝对会这样做，这是他的个性；站在孟晓俊的角度，对跟他说一句：土鳖。不是他要的，成东青一而再、再而三地送，这样做是为了友情。孟晓俊和成东青的价值观不一样。

　　洪晃：我不觉得电影应该是说教的，我从小看说教的电影长大，不管价值观是否符合我，我都不愿意看说教的电影。电影让我特不过瘾的地方，是讲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史。中国企业家成长史这个故事题材非常好，但我觉得您想说的事没有说透。一个企业家在过程中要做无数决策，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的决策会触犯人的道德底线，这没有表达出来。这能启发今天中国想赚大钱，想当下一个孟晓俊这样的人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一个企业家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做还是不做”的问题，“做什么”的问题。其中，有几块特别重要的是企业家要做的决策，比如股份制的问题，怎么样决定谁拿大股？这方面，我想冯仑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股份制是所有合伙人最揪心的环节，但在电影里表述得非常简单。

　　徐小平：我讲一下新东方的事实，新东方走到一定程度大家要分红，确定股权，决定就是几分钟的时间。俞敏洪说：“我拿51%，小平和王强一个8%，一个10%？”王强说愿意接受，我说我也愿意接受。没人提出反对意见，然后就结束了。虽然之前也酝酿了很长时间。此外，还有其他的股东。我们在此之前纠结了多个月，但没有任何讨论。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定的风范。

　　高全喜（北航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这个电影我们不把它当成电影看。我们这一拨人看，就是表现这一代人曾经的青春和梦想。但如何理解青春和梦想？伴随着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或者说没有一个西方自由世界所提供的背景，那么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个意义上，冯仑谈到，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财富、成功、金钱，那种得到生命中最小的、哪怕最高的实现，本身就不同于其他人（港台的人或者现在的年轻人）。

　　关于这部片子，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表现了这一代人改革开放后的生存和视野的尺度。这种尺度30年来穷尽了，给个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达到合伙人、上市公司甚至百万富翁的空间。这代人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尺度，这代人为此欢欣鼓舞。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他们的悲哀。这一代人是偏重于物质，或者价值指向物质实现的见证。

　　而我们知道，个人真正实现尊严、自由、心灵得到慰藉，得益于文化和法律、政治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提供了广阔的世界。所以这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是见证，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镜头，没有更多展现，对于其他年轻人而言不可复制。这里谈的不是电影，而是个人引申的启发。所以，我希望将来有另外一部电影能激发出一种制度的实现，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实现自己成功的梦想、财富的梦想甚至自由的梦想。这部电影在这点上表现得很少。电影本身没有任何错，但这代人的短板也就在这里，局限于创造财富，有成功。短板在这个地方，不可复制，没有开辟一个新的道路。

　　杨鹏（学者）：我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很激动。很多场景是我过去生活过的场景，触发我想起了自己过来的路。所以，导演在选取历史，选取那些细节时非常认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大家的争论，我替导演或者作者讲一句话：要理解那个时代。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红旗下的蛋”滚进了改革开放。这代人的最大特点，不是90年代的或者现在的孩子那种纯粹的个人主义，而是有很多毛时代的烙印。其中一点，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融在一起。特别像崔健的歌——崔健唱自己的爱情到底唱了什么？他唱的又是爱情又是社会，又是爱情又是自由，搅在一起。所以这一代人赚了钱非常高兴，但个人价值完全不能和金钱数字等同。“红旗下的蛋”滚进改革开放，是一个特殊时代伴随着特殊的个性。我相信，冯仑也是这样，有他的社会关怀和社会理想。这是这代人摆脱不开的情结。这代人没有超越社会整体的特殊心理结构，这代人有种特殊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

　　章文（《中国新闻周刊》编委）：我听洪晃和财神对陈可辛导演影片的尖锐批评，陈可辛导演也辩护了，按照成东青那个人物的角色性格会这样做。陈可辛导演拍的这个片子是一个怀旧片，是关于20年前的一个怀旧片。财神和洪晃的批评是建立在今天的价值观之上，今天看这个片子当然会觉得当时所传递的价值观是要纠正的，比如民族主义、唯利是图。这个片子我认同的是什么，是新东方是怎么成功的？我想，是因为中国很多人心中有一个“美国梦”，要学英语。那些人到新东方学英语，是为了出国，去美国。不管电影里的孟晓俊是在美国失败后回来，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有一个“美国梦”。正是因为对“美国梦”的向往，才催生了新东方这么一个成功的企业案例。就这点来说，这个片子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洪晃：不是批评什么，大家在这里表达一个观点，我觉得没有人反对这个电影里的故事是上一代的故事，不是现在80后、90后的故事；也没有人说拍一个回忆往事的片子是一个错的事。作为一个影片来讲，表达的这一代人很清晰，做着一个“美国梦”，抒发着民族情，一方面要去美国，另一方面特别怕美国人歧视我。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有这么一个“拧巴”的东西，但这不是好东西。这是一个民族必须经历的、特别辛酸的东西。这个价值观念本身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所抛弃的东西，我怀疑有没有必要再去宣扬它？。

　　陈婷：我想说一下，我突然发现陈可辛导演好累，有那么多白头发。你拍了一部电影，很多人对你有更高的诉求；又发现在座各位全是《中国合伙人》里的主角。尽管冯总在里面只是跑龙套，但实际都是《中国合伙人》现实版的主角。我特别想从观众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一个观众走进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希望这个故事是能读懂的，离他不是那么远，能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我之所以觉得这部电影好，是因为达到了我的预期。至于说价值观，新东方不是教育产业的问题，只是一个企业故事，所以跟价值观没太大关系。

　　问题应该抛给社会？

　　张洁（曾任CCTV《新闻调查》制片人，现为电视剧中心主任）：我周末走进电影院时，完全不知道是讲新东方的片子，也不知道是跟青春有关的片子。看后很感动，中国几十年发展，经济达到世界第二，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民营经济的崛起。民营经济的崛起是中国几十年最大的奇迹，新东方是典型。而这个“崛起”，跟以往的“崛起”不一样，充满了知识力量。我被这种知识的崛起所震撼，这些既有知识背景又有理想、梦想的人在世界上打拼，中国的形象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发生了改变。这是30年来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巨大变化。我被这样一部电影感动。起码在这部电影之外，我没有看到中国的儒商阶层的电影故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感受。

　　第二，5月份有三个跟青春相关的电影，一个是《中国合伙人》，一个是赵薇的《致青春》，一个是我们做的电视纪录片《燃烧的日子——东方时空传奇》。这部纪录片没有像电影推广得那么好，但片子上线后，很多“80后”“90后”说特别励志。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做这个片子，是想对有理想、有梦想的人致敬。现在看这三个片子特别有意思。赵薇的《致青春》，我觉得是90后大学生的青春，那个青春是迷乱的，正好跟“80后”“90后”生长的环境完全相符。《中国合伙人》跟《东方时空传奇》有某种近似的东西，但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于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奋斗观念：《中国合伙人》讲的是一个企业家要挣钱，改变生活同时给社会创造福利；《东方时空传奇》是谈一个公共平台，不能想着自己赚钱的事，需要有理想和责任感。我也是打工者之一，当时的梦想是用新闻促进中国的进步，一点一点去推动，这代表了另外一种奋斗价值。

　　这三类作品，尽管创作者不想承担过多的教育功能，但电视和电影的确具备这样的教育功能，没有办法避免。哪怕是娱乐，寓教于乐也是一种教育。所以，陈导的片子被人以不同的角度读解、批评，甚至不认同里面的价值观，都很正常。我们都在历史中穿行。早年强调精神时，我们被那种精神利用；后来完全把那种精神毁掉崇拜物质，那种全方位的物质崇拜，在特定时期内是一种进步。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但文明和素养等“软实力”又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低”，怎么办？要对于金钱产生的背景作反思。所以，我听各位专家对《中国合伙人》的表扬和批评，感到有一种轮回式的挣扎。对此我们不应该问导演，更多的问题应该抛给社会。

　　青春、奋斗、梦想肯定是特别美好的东西，任何时代都会有。但从今天的政治大格局到社会，到每一个行业，怎么样给有梦想的“80后”“90后”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这是一个大问题。上周白岩松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这一批生于50年代、60年代的人，现在既得利益者，可能在挡一些年轻人的道，如果我们陶醉于我们的既得利益，不为他们奋斗，不给他们更多民主和自由的空间，不仅“80后”没戏，“90后”同样没戏。我们这些片子，包括陈导的电影，就是要呼吁更好的社会环境，保护下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我觉得这是电影最不完美的地方。

　　郭宇宽（资深媒体人）：张洁过去是我的领导，很有激情。今天听各位讲梦想，但只讲了一个维度，其实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方法论。目标就是价值观，钱多了、名气大了、得天下实现梦想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故事的内核不是这个，如果说故事有外在追求的东西，各个时代都不一样。80、90年代出生的人的追求更个人主义吗？我不完全相信。

　　从价值观而言，洪晃老师和财神老师讲得有道理，但有点遗憾.我看这个片子后，想到一个故事背景很相象的印度片子《三傻大闹宝莱坞》，那个片子传递的正能量更强，但我们也不要急。

　　这里我要说一个维度的缺陷，即方法论的缺陷。这个题目我最关心的是讨论合伙人命题，合伙人命题在中国是特别值得讨论的命题。前两年我跟一个蒙古族的学者吹牛，他有他的民族主义，说汉人不行，汉人历史上哪个皇帝上台不杀功臣？杯酒释兵权还算不错。但他们蒙古的成吉思汗老大带着一帮兄弟“解放”全中国，当时成吉思汗对他的兄弟都很好，每个人分一点地，合伙人关系善始善终。从这里面想，跟商业非常相通。美国企业有很多名字几个人在一块，比如惠普公司。如果新东方不叫新东方，叫“俞徐王”或者“俞徐王兄弟”，会怎么样？为什么英美有很多合伙制企业善始善终，中国这样的企业相对来说非常少？不管这个片子是否真正以新东方蓝本，故事最有价值的内容，是探讨中国人可以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这是整个时代最缺少的，我有幸在中国电影界看到第一个这样的作品。中国出版界什么书卖得最好？到机场一看都觉得非常羞愧：《向毛泽东学管理》，冯总也经常引用毛泽东语录，这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我们身体处在这个时代，但某些话语还在以前那个时代。现在要弘扬中国商业界的正能量，重要的是全球化理念下的伙伴关系、全球治理。在一个企业里，思想高度也要到这里，这是我看到《中国合伙人》的感受，期待有《中国合伙人2》、《中国合伙人3》。

　　主持人：宇宽将话题抛到了冯总身上，冯总的万通经历了野蛮生长期。在《中国合伙人》热播期间，“万通六君子”的故事，在微博上也再度成了热点话题。江湖进入，规则退出，怎么建立商业规则？请冯总说说。

　　冯仑：没那么复杂。文化人操心太大，买卖人有的是智慧解决这件事。早年有早年社会环境的控制，特别像江湖大哥、政府官员，那时候的民营企业像农村的士绅，这是以前。活到今天，皮都蜕了很多次，有制度，当要解决生死问题时，人的智慧会被逼出来。当然期间有学习，有社会环境，有MBA，有长江商学院。合伙人这个事，就故事而言，很多。但现实中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由兄弟变成股东，由大哥变成董事长，经过几代人改变，形成了很好的公司治理。股份公司就是资合公司，有限公司是人合公司（有点合伙人的意思）。到了资合时，合伙人让位于制度，所以合伙人是相对性的，并不是公司形态中最完美的一种形式。电影是电影，现实是现实。公司治理在现实中不断进步，中国今天有很多令人骄傲的人物，比如马云。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处于美国监管的环境，我们是A股，是在A股的监管环境里。在公司治理演进中，合伙人只是其中一种低级形态。

　　但从拍电影讲故事来说，合伙人的故事好听：兄弟几个，金钱、女人、爱恨情仇，作为电影可以不断拍，但做公司的人不能沉溺于这些故事中。如果沉溺于这些故事中，公司就垮了，就往下坡走了。到今天，买我们万通股票的人有57万，都算合伙人，但我都不认识，核心的主要股东就四、五个。但因为是股份有限公司，不需要什么事都有优先权，我没有优先权，他卖股票给别人，可以不征求我的意见。能感动人，大家进电影院看，成为一个话题，就是好电影。剩下的，大家各自干各自的事，社会就完善了。

　　徐小平：作为电影，我觉得《中国合伙人》是完美的。这跟我的个人境遇毫无关系。赚钱是电影的任务，浪漫喜剧，情人一定要结婚；警匪片，坏人一定要被带走；越狱片，囚犯就一定要逃出来，没有逃出来就不是越狱片；奋斗片就一定要成功。冯仑是“92派”，从中央机构到风雨飘摇的自我谋生领域，登上去就成功了，就活下来；否则就是失败，就沉沦了。这个电影完美反映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代中国人奋斗的故事，加上一点兄弟情谊。这就是为什么评价很高，观众起来鼓掌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讲，艺术是完整的。从审美来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合伙人故事。

　　洪晃：我们俩人的的确确不同意价值观，但没有觉得这不是一部好片子。德国有一个好导演，她给希特勒拍了无数的片子，但她宣扬的东西我绝对不同意，可我喜欢她的片子。我很喜欢《中国合伙人》，但我不同意里面的价值观点。

　　宁财神：片子值得大家去电影院看，也有娱乐性，只是没有打动我一个人而已。

　　主持人：晃姐以希特勒的御用电影师来比喻《中国合伙人》的价值观，这个陈导来回应。

　　陈可辛：这部电影值得大家讨论，这不简单，因为我没想过我的电影会让大家讨论。网上有人说我在贩卖情怀、回忆，我喜欢情怀、回忆、感动，所以我的电影是煽情的。但我是拍故事、拍人物的，我不算一个知识分子，也绝对不是学者，没有很大的社会抱负和看法，只是拍人的故事。我拍的都是现实题材，但题材不会现实到非常现实，只是借人物拍一个感人的故事。这次《中国合伙人》上映，很多香港人问我为什么拍这个。因为，香港没有大时代，大时代使我的小故事、小人物更丰满、更感动，因为进入这一个时代能激发起大家的兴趣，而进入到价值观这样的高层次我担当不起。我不是有那么大理想的电影人，所以，今天大家能来，非常谢谢。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批评，只是我的能力就只能做到这样。谢谢！

　　郭宇宽：我觉得有争论不是太大问题，没有本质冲突。冯仑在商业一线探索，搞文艺、写文字、拍电影，用冯总说的话是“爱情就是那点事”。一句话事就都办完了，为什么有人要写那么长的小说？我觉得要把中国商业界、中国时代鲜活的探索变成一种文化自觉，对文化时代有反思。

　　主持人：我们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媒体席位。

　　《新周刊》记者：陈可辛导演，您说香港没有大时代，《中国合伙人》电影让我想起你在20年前拍的电影《新难兄难弟》，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为什么在您接受访谈过程中，很少会提到这部电影。第二，在您看来，这不是在反映香港的时代吗？您是一个非常喜欢拍怀旧片的，您认为在商业上比较成熟的怀旧共鸣片，有没有哪些必要的要素？您是否有过这样的总结？

　　陈可辛：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每次拍电影都在“摸石头过河”，不知道电影出来观众是否喜欢。没有比较，所以我说不出来，因为每次不同元素都有不同的反应。第一个问题，我接受媒体访问都是被动的，没有媒体提问问到那部电影，我就没法提到。那部电影在评论上、票房上没有很高的成绩，我倒是希望有人提，但永远没人提，结果我就没机会讲。

　　主持人：谢谢陈导！主持人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在节目该结束的时候说结束。非常感谢到场的各位嘉宾，讲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从《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这一代企业家的奋斗故事。中国可能实现了一个梦想——财富梦，《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也真实地表达了这一阶段的财富梦。但是，中国人的“中国梦”，仅仅只有财富梦吗？远远不止。所以，我想把今天这个时刻视作新梦想开启的时刻。过十年、二十年，如果再有一次沙龙讨论“中国合伙人”，我想也许会是“走向公民共和”的合伙人的故事。让我们共同期待。谢谢！■

    本文根据腾讯燕山大讲堂222期现场速记稿整理，现场主持人为杨子云，活动举办日期为201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