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祝华新）【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祝华新）6月7日，习近平主席造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习主席谈道：“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这一番话，令人豁然开朗。

　　中国已从历史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丰富多元的利益诉求。“左”和“右”，“精英”和“民粹”，“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不时发生一些琐细的摩擦或大幅度的碰撞，本是社会转型期相当正常甚至是健康的现象。关键是为政者把握历史潮流的清醒，顺势而为的明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坚定。

　　有必要重温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为此，“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十八大精神是现阶段凝聚党心民心的政治共识。“中国梦”是超越左右、聚拢人心、形成社会合力、铸造民族精神的坚实而宽阔的平台。

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主旋律，其他都是杂音

　　如果只看网上一些活跃的“意见领袖”的议论，有可能对当下的社会心理以偏概全、拔苗助长。

　　从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帖文（广播）分析，截至6月18日晚，大V们热议的“宪政”帖文219万条，高于舆论监督（148万）、司法公正（120万）、制度创新（113万）、社会流动（104万）。这些都是知识界津津乐道的议题。

　　另一些大众议题，参与者更为广泛，讨论热度更高，如就业（2656万条）、养老（2536万条），医疗（6012万条），农民工（2877万条）。同样对社会负面现象持批评性意见的话题，更热门的是高富帅（7080万条），拼爹（573万条），反腐（1798万条），平民阶层自嘲的“屌丝”竟然高达14108万条。这些，是当前中国社会更为基本的矛盾，是基层民意更为庞大的底盘。依托于互联网的“微公益”活动，也受到更多网民的追捧，如免费午餐（714万条），地下水污染（244万条）。这种专家眼里的“微动力”，民间与政府携手，身体力行改良社会，吸引力和实际功效超过某些慷慨激昂的坐而论道。

　　仅就“宪政”话题而言，与知识分子雄踞的新浪微博相比，92%用户为33岁以下年轻人的腾讯微博，有关话题的广播不足800条（需考虑帖文屏蔽因素）。腾讯网民的话题更为多元，更富有生活气息。

　　网络舆情表明：值此社会转型期，基层百姓的个人生活，民生问题的社会保障，仍是社会的“集体焦虑”。正如已故社会学家陆学艺所言：中国经济的坎儿已经过了，今后30年重点就在社会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他在2012年11月29日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时提到，“根据国际上的通用指数，我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尚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目前社会张力很大，社会矛盾凸显，在这种形势下，只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大社会体制改革的力度。通过社会建设培育社会组织，承担许多政府管不好也不应管的事情，在社会组织中培养社会民主。只有整个社会比较成熟了，政治民主建设才能搞好。”

　　在今天，政府和民间都痛切地感受到“社会张力很大，社会矛盾凸显”。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是党心民心所向，是主旋律，其他都是杂音。笔者追踪4月11日到5月10日这一月间的《人民日报》，发现19篇“人民时评”中，有17篇谈论的是利益调整、公平、规则、法律、舆论监督、正义等关键词。

　　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某些前卫甚至崇高的价值目标，需要进一步退两步、水滴石穿的漫长努力。土地流转，维护全国统一高考和推行素质教育、高校自主权、异地高考，都需要在发展雄心、改革魄力和现实承受力之间，仔细权衡，斟酌损益。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越快越好，越彻底越痛快。当然，如果一味高压维持现状，拒绝将来可能的社会与政治发展空间，断然否定体制弹性和张力，不免断了民众的念想，加剧社会的撕裂。

　　经济学家吴敬琏4月28日做客“南大系企业家”论坛时表示：重启改革，是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到民族兴衰存亡问题的回答。改革放慢，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通过近十年的大辩论，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所谓“高铁奇迹”、“重庆奇迹”等真相的暴露，也让“威权发展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显露出来。近两年，改革呼声渐高，出现了取得“新改革共识”的可能。

　　英国投行巴克莱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将在三中全会上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金融改革、财税体制、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价格、简化审批程序、收入不均与户籍制度等7个方面。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不久，“改革的重拳可谓势大力沉”（《人民日报》评论）。李克强总理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本届政府向个人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地方放权、向社会放权的价值取向明晰。

　　据南京大学新闻网报道，吴敬琏寄望于下半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从分析当前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入手，找出造成问题的体制性原因，然后明确改革的重点、内容和思路，再研究改革的时序、步骤和方法。他强调，中央机构层面筛选出具有关键意义、彼此关系紧密的改革项目，形成“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项目。

　　中国改革的战车已经疾驰了30多年，其间多次遭遇意识形态纷争的困扰，但一次次攻坚克难，最终实现了体制的迂回突破。学者郭罗基说：观察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仅要有耐心，而且非得长寿不可。当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留下宽裕的耐心和默契的互信。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照耀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观念不是被驳倒而是被超越的

　　回望中国改革大业启动之初，让人微感诧异的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似乎把更多精力放在外事活动上。为三中全会奠定基调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还在东南亚访问。特别是1978年10月访日，1979年1月访美，这两场历史性的外交访问，在美苏冷战难以为继的多边国际格局中，瞄准空当，一举奠定了中国的战略强势地位。

　　在日本，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列车，“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当得知日产汽车的生产率是当时中国长春汽车厂的99倍时，邓小平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这就是现代化的速度。”

　　在访美的飞机上，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请教邓小平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邓小平在国外为中国的未来谋篇布局的时候，国内舆论场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正在开展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辩论。几乎各个省市区、各大军区的一把手，都亲自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做出表态。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给了率先捅破传统意识形态疮疤的胡耀邦以有力支持。但生性不喜欢争论的邓小平，对盘根错节的意识形态纷争并未倾注太大的精力，而是以亲自打开国门、对接现代化主流国家的大动作，一举截断了传统体制的退路。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搅动官场的大讨论的开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石破天惊”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次日，谷牧副总理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抵达西欧五国考察，回国后提交了一份同样“石破天惊”的报告。报告写道：“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这为中央下决心实施改革开放国策，提供了第一份详实的决策情报。

　　保守理念从来都是被大胆的富有想象力并脚踏实地的实践超越的。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国企改革，六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岛、喀什）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2001年加入WTO，保障改革开放从此走上不归路。

　　在“左”“右”交锋激烈的80年代，左翼主张鞭长莫及的，就是邓小平始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不容置喙。有人提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这些意见都受到中央严正驳斥。经济改革的长足进展，是中国历经风风雨雨，稳步前进的重要原因。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奉命刊登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批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在率先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引起恐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胸有成竹地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

　　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一书记载，农口一位为人正直的老干部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万里发生了争执。老干部说，“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老干部说，“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真是掷地有声!当这些教条已经成为极左政策的大本营和避风港时，万里这一批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回到中国古代政治家民为邦本、视民如伤的人本情怀，以及面向世界、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开放胸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大彻大悟和大无畏，创造了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人心舒畅的80年代。

　　改革到今天，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这个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方向感，意义凸显。无论从哪个角度的思考和价值诉求，只要有利于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都是忧党忧国忧民的表现，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尊重和需要包容的。但讨论中的各方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火星上谈论中国政治。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共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资本、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等现代文明要素，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是，体制的吸纳和消化需要一个过程。对传统社会主义教义而言，这些都曾经是离经叛道的东西。

　　在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中，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从1969年有关部门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小红本中，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毛泽东在审阅时说，他不记得说过这句话，流露出对汇报提纲的不满。直到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才公开宣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科技界代表时感慨：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在1988年与外宾谈话、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有些理念之争，是当局者迷。1988年8月，《人民日报》开展过一场“蛇口风波”和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讨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巡回演讲者，就来深圳“淘金”对不对等问题，与蛇口青年发生过观念碰撞。连《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的评报栏上，始终都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在讨论结束时，《人民日报》“编者按”写道：“改革时代，社会变动中的思想碰撞在所难免。对一些问题认识暂时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本报这次开展‘议论’，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志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实践，在思考和实践中取得共识。有些问题，没有必要匆忙做结论，做了也没有用。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过了若干年，回过头来看，也许会觉得一切原来是那么清楚。”

　　这是尊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制内的明智和胆识。25年后回头看，“一切原来是那么清楚”！

“历史的共业”：超越对峙看转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老百姓生活得到普遍改善，中国政治大局稳定。在此前提下也要承认，各种社会矛盾在累积和叠加，渐渐逼近拐点。从网络热点看，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如城管与商贩的频繁摩擦，市民对环境问题的意见表达，如果官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情绪对立不能及时消除，容易酿成官民对峙的舆论危机和社会管制危机。

　　实现官民良性互动，首先是建立互信。老百姓要理性平和地看待转型期的社会难题，理解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政府则把有意见、有诉求的老百姓，首先视为政策关怀扶助对象，而不是潜在的“维稳”对手。能否借用一个台湾的政治术语“历史的共业”，来看待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所谓“共业”是佛教用语，指共同感受到的生活环境。“共业”取决于共同或相似的行为，或利益相关的行为，招感果报。在历史上，人们共同创造了一种处境，形成共同的捆绑，大家都一样的遭殃。社会转型期很多问题，不仅是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社会各界都负有一份责任。比如北京PM2.5的治理，不仅需要政府采取得力措施，而且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配合：企业界发展低碳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北京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少用私家车，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是错误的。它不仅对体制内打击面过宽，把务实改革的官员也推向对立面。实事求是地看，体制外人士也可能拥有某些“既得利益”。比如京沪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江苏湖南等省低几十分，京沪市民都受益于限制异地高考的政策。我们反对的是官商勾结、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寄生于垄断性的公权，瓜分国家财富，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提出“历史的共业”，就是希望政府和公众对于舆论热点问题，乃至历史问题、体制问题，诚心诚意地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强调官民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谅解，相互包容，在同一个屋檐下协商共治。对于现实的瑕疵和历史的包袱，注重修复制度，不苛责个人。

　　化解“历史的共业”，需要社会形成合力，官民良性互动。各方都坚持用舌头而不是拳头表达诉求、解决问题。这就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也是互联网专家和社会学家所主张的线上线下“社会协同治理”。

　　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提醒：中国被众多问题“追着走”、“推着走”，但能否能多点“过程意识”，让改革者有更多回转余地？比如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1/3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

　　居江湖之远，不能不体谅庙堂的难处。正如网友调侃，不宜把政府当作大包大揽的男朋友：①你怎么都不管我？②要你管我？！③你给我个解释！④你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⑤看看人家的男朋友！

　　同时，对于公权的点滴进步，不妨给点掌声，对政府要舆论加压也要舆论减压，在官民相互包容和鼓励中，让正能量走向良性循环。

　　互联网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但网络舆论尚不能覆盖全体国民的利益关切。据统计，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是大约1/10的国民。在层出不穷、光怪陆离的网络热点之外，现实社会还有很多被遗忘的角落，如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生存状态，体制内普通公务员和基层干部的艰辛操劳和道德操守，需要政府、媒体和热心人俯下身去，体察民瘼，接地气。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均衡照顾那些不上网和在网上“潜水”的中国人的利益，调和鼎鼐。

　　掌握互联网“鼠标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尤其需要力戒道德洁癖与智商优越感，避免因固执于某些超越现实国情的激进主张，加深社会裂痕。

开放民众表达是釜底抽薪的维稳

　　虽然政府工作在互联网上经常处于被“围观”的局面，但实事求是地看，互联网表达权的闸口，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十八大政治报告要求：“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公权不能自恃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产生民意不足惧的错觉。有时街头表面的平静，并没有解开百姓心里的疙瘩。社会协商对话，固然需要民众理性的参与，但明智有担当的为政者是解开矛盾的主要方面。例如，昆明等地面对央企重化项目引发的民众关切，一度规定购买口罩和打字复印都需要实名登记，禁售白色T恤衫。光明网评论直言不讳地警告：“昆明实名制表明，维稳已经穷尽了传统社会治理的所有经验，将管控的触须深入到市井生活的各个细节中，这需到多么大规模的社会动员，需要支付多么大的行政成本和人力成本，是一种多么明显的双输性选择。”

　　管制刀具还可以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立论，如果禁口罩和文化衫，则是对人民温和表达权的蔑视和打压。这不是维稳而是制造对立。真正的稳定是天下归心。

　　在河南，批评周口强制平坟的赵克罗，从省政协常委，曾经一度跌落为基层管理的“涉稳重点人员”。这不仅仅是赵克罗个人命运的逆转，更是地方政府公共治理体制缺乏弹性和张力的悲剧。为政者不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政法工作为打造“平安中国”功不可没。但一些基层政府把对付犯罪人群的做法扩大到普通民众，则会加剧对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进一步明确党委政法委的职能定位。“实践证明，无论是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还是创新管理、提升服务，法治都是最可靠的手段。偏离法治轨道，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

　　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批评“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的狭隘维稳观，“花钱买平安”的错误维稳观，主张“运用法治思维调节经济关系、协调利益冲突，否则一时的风平浪静难掩暗流汹涌”。

　　今年以来，从浙江叔侄“强奸杀人”冤案，到北京朱令案，政法机关积极回应民意关切，平反冤假错案，表现可圈可点。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5月6日在《人民法院报》撰文《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引起广泛共鸣。前些年，重庆打黑导致律师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紧张。沈德咏提出“法律人共同体”的理念，要求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错案上的重要作用，维护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公检法三机关加强配合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互相制约，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都有可能埋下冤假错案的祸根，必须要坚决摒弃”。这是司法界承接邓小平、彭真的法制思想的一篇历史性的文献。直面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需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呼唤为政者的觉悟和担当。

治国安邦，人心为上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中国移民越来越年轻》：移民潮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初，广东人浙江人以偷渡客和打工者身份移民；第二次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世纪末，以技术移民为甚；目前是带着大量财富出国。据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白皮书：资产1000万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完成投资移民或在考虑。网友刘胜军分析道，“企业家移民，可怕的不是带走多少财富，其要害在于，企业家是社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一旦移民，哪里还有创新和长期发展的心思？”

　　改革开放前，广东曾出现居民“逃港”。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于是有了在深圳开辟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岩石后、树林中准备逃港的人突然消失了，许多已经逃到香港的居民听说政策放宽后又回来了。习仲勋语重心长：“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6月7日厦门BRT公交纵火案，导致47人遇难，《厦门日报》抨击犯罪嫌疑人陈水总《如此丧心病狂，全社会必须共诛之》。网友马晓霖发帖质疑“如何诛之”：陈水总滥杀无辜，死有余辜，但是痛定思痛，想想如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哪怕不能彻底杜绝，但至少可以将戕害自己也戕害他人的案发概率降低到最小程度。比如，陈水总为办社保跑了22趟的派出所，是否也该查查工作作风问题？3年前福建南平袭童案发生，胡星斗教授曾警告说：要警惕“强势集团欺压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滑向边缘群体，边缘群体中的绝望者可能沦为暴力群体”。

　　公交纵火案后，厦门市政府规定买罐装汽油实名制。河南日报法人微博推荐网友帖：这个禁令能阻止“陈水总”们获得汽油吗？能用来杀人的东西太多，都要实名吗？“头痛医头”，莫此为甚！

　　当年康熙皇帝有一段箴言：“帝王治天下，自由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治国安邦，人心为上。用发展施惠百姓，用改革凝聚人心，用保障社会公正释放民怨，用官民互谅提振民气，此其时也。■

　　作者为人民网网络舆情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