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年前，汶川“5·12”大地震，我写了《四川人》。

　　其中一段写道：2008年6月12日，汶川地震满月，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的手机响了，有一条短信，是一个段子。她念给我们听：“各位同志，接上级通知，为了纪念地震发生一个月，请大家今天下午两点二十八分自己抖动两分钟，以表达我们的众志成城、重建家园的决心。特此通知！”

　　五年以后，这个动议得到了龙门山大地之神的响应。2013年4月20日，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大地震。

　　四川人古往今来，每遇天灾人祸，达观、幽默，爱开玩笑。对于人、财损失，很是宿命，心理创伤，自己消化，自我修复。没想到，这个玩笑开大了。

　　2008年汶川地震，雅安便是重灾区；这次震中直接到了雅安的腹地——芦山。两场震撼全世界的大地震，震中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中间只隔了五年，这种情形，恐怕少见。

　　这回震后，通讯还不错，很快就与灾区通上了电话。我们村——雅安市雨城区碧峰峡镇柏树村后面的大山，叫芦山岗，是芦山县与雨城区的界山，海拔1700多米。翻过山去，大坡下到底，就是芦山县城。我在地图上量了一下，村子与芦山龙门镇震中的直线距离，也就十几公里。我们村在地震损坏的核心区域。我问侄儿：“村里死人没有？”他说：“没有。”“伤人没有？”“没有。”20日那天是谷雨，村里人勤快，都在田地里干活没回家。临近几个村都没有人伤亡。奇迹。

　　“房子呢？”“垮的垮了，裂的裂了，大多数房子成了危房，不敢住了。”

　　查地质资料，雨城区芦山岗下沿，海拔1000米左右的台地人家灾情严重。这不仅因为离震中近，还因为有一条与芦山岗平行的30多公里小断层活动，加重了这次地质灾害。

　　地震过了20天，我回到了雅安。我在现场看见，我做知青时插队住过的祖宅，已被完全毁坏。我现在住的房子，汶川大地震时只裂条小缝，不碍事；这回震出了好几条缝，墙面似已酥了。晚上睡觉，有余悸，睡不着。

　　先看村子里的灾情，再去芦山、天全、雨城区上里和中里镇重灾区。与汶川“5·12”地震比较，雅安地震人员伤亡不算多，房子倒塌也很少，但是内伤极其严重。

　　余震猛烈。截至5月19日11时30分，距离地震发生不到一月，雅安地震台网中心发布消息，测定余震10016次，较18日同期新增201次，其中3.0-3.9级106次，4.0-4.9级24次，5.0级以上4次，最大余震5.4级。

　　城里，乡村，两类房子不垮不伤，一类是纯木结构的老房子，一类是结构合理的钢筋混凝土房子。上里镇箭杆林村的表叔家，与芦山县龙门镇震中只隔一座小山，直线距离不到三公里。他家旧房子是个大木结构的四合院，新房子去年刚盖好，地震后，两处房子都纹丝不动，裂缝都没有一条。

　　而大多数砖混结构和质量不好的房子，远看上去好好的，但走近看，进屋看，墙壁多已皲裂，拆一块砖或捅一个支点，整个房子都会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汶川“5·12”大地震后建成的芦山“姜城书院”，一个宏大建筑群，川籍书法家何应辉题的匾额，里面有芦山县博物馆、文化馆、文化局等单位，墙面震出许多大裂缝，绝对是危险建筑，居然还有人在里面办公，不要命了。

　　因此雅安市做出了一个决定，危房必须拆除，不得发生危房伤人事故。

　　碧峰峡镇有1万多人口，第一批拆除的危房775户，近万平方米。一天傍晚，负责拆房的包工头跑来找我聊天。他是一个专营修路架桥的私人老板，火线入党，贴钱拆房。地震以后，他天天在灾区工地上，肚子晒得跟脸一样黑。他说，每天从早上开始拆房，哭声一片，哭得伤心。“干我们这一行，最忌讳早上遇到哭。还是要干。不赶紧拆了，压伤压死人。”

　　咋不哭？这次最惨的是一些新房子，攒了十几年的钱，盖一幢房子，欠的账还没还完，遇上天灾，一贫如洗，家庭境遇倒退十几年。

　　家庭如此，村庄也如此。

二

　　雅安芦山，康边小城，之前不著名，但关过两位著名的犯人。一位叫胡风，一位叫章诒和，都关在芦山苗溪劳改农场。

　　胡风1966年来，1967年底离开。章诒和1968年至1978年在这里，26岁至36岁，整整被关了十年。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49年后的一起大冤案：2100余人受牵连，92人遭到正式逮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这是以言定罪、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的开始。

　　胡风本人被逮捕，没有任何罪名，被关押了十年以后才判刑，获刑14年；刑满继续关押，至1970年，再被判无期徒刑。1978年出狱。1980年平反。

　　章诒和是“现行反革命罪”。她的罪证来自她的日记、言论，以及她是“中国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的身份。她主要的罪行，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简称“恶攻罪”。

　　“一地震，我就给‘刘氏女’‘杨氏女’‘邹氏女’打电话，问她们怎么样。”章诒和电话里跟我说。

　　“她们”是章诒和先后出版的中篇小说《刘氏女》《杨氏女》《邹氏女》里的人物，也是她在劳改农场的狱友，出狱后在芦山当地就业。

　　《邹氏女》刚刚出版。章诒和在微博里说，“坐牢十载，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的情感世界并非因为没有异性的存在而退化，反而愈发强烈。强烈需要爱，也强烈需要被爱，而且不管你是异性还是同性。到了坐牢后期，连做梦都是‘黄色’的，清晨起来，我曾为这样的‘梦’而羞耻。后来，我想通了——我‘黄’了，因为我是‘人’。”

　　她曾经跟我说，写“女系列”，她的时空调回到芦山，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和孤独，经常“一个人在电脑前，写不下去”。“有的时候，怕一个人呆着，害怕呆着呆着有轻生的念头。然后就大哭一场，哭一会儿就好了。再接着写。”

　　芦山对于她而言，是一次人生的梦魇。想来她是在与这场梦魇战斗，于是才写“女系列”？

　　性与饥饿是章诒和芦山“女系列”的两大主题。她给我发来了《邹氏女》的一段故事：

　　县城里饭馆有几家，集中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段。想吃的东西太多，怕小饭铺里的种类不齐。张雨荷挑了一家较大的餐馆，进去了，选了一个角落坐下。正午十二点时间早就过了，顾客不多，这正合她的心意。她先要一份炒肉，一碗猪肝汤，一碗白米饭，两根油条。等上菜的时候，她打量这家饭馆。发现饭馆还不坏，白灰砌墙，水泥铺地。进门处就是售酒的柜台，有大酒缸和中等大小的瓷酒坛，里面装的是当地自制的烧酒。厅堂摆满方桌和木椅，厅堂的后面还有一个又陡又窄的木梯通到二楼。二楼不营业，估计是住人的地方。楼梯拐角处有一扇门，所有的热气，菜味，饭香，都是从这扇门里飘出来的。张雨荷想：里头一定是厨房了。

　　一盘青蒜炒肉，青蒜多又长，肉片薄且少，一口气吃光，一片也不剩；猪肝菠菜汤，菠菜嫩，猪肝老，一口气咽下喝尽；一碗白米饭，稗子顾不上挑拣，几下子扒进嘴，一粒米不剩。张雨荷的嘴不住地张开来，又合拢去。吞着，嚼着，干枯的肠胃像狼虎一般地消纳着。在等馄饨和排骨面的时候，她开始撕咬油条，这时才发现手上的筷子，原来是油腻腻的；黑乎乎的地面，到处是丢弃的瓜子壳和烟头。饭桌上还有一层污迹，用指甲一划，能写出字来。不过，张雨荷早就不在乎所谓的卫生了。饭馆再不卫生，也比监狱卫生。

　　到了吃馄饨和排骨面的时候，张雨荷不再“秋风扫落叶’，从容多了，舌头也恢复了味觉。知道在馄饨汤里滴上几滴醋，在排骨面上撒上一点辣椒末。

　　“服务员，我还要一碗醪糟，里面放两个鸡蛋。再要两根油条。”这是张雨荷第三轮点菜。女服务员听了，直翻眼皮。

　　张雨荷用汤勺扒拉着醪糟里圆滚滚的荷包蛋，看着它们在不大的汤碗里打转，这时隐隐觉得自己是吃饱了。有些年头了，自进省城的看守所以来，她再没饱过，和她住在一起的人犯，都没饱过。看着金色的、柔软的蛋黄，她想起了幼时母亲用手剥去蛋皮，把煮熟的鸡蛋递到嘴跟前的情景，眼泪一下子滚落到胸前……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个原始的生理需求，让张雨荷获得了满足。机会再难遇到，即使遇到也不知要过多久。从前为学习成绩而牵肠挂肚，现在为塞满肚皮而高兴万分；从前为老师的一句批评而抱怨不已，现在为眼前的一个鸡蛋而欢呼雀跃。人，是个多实在的“物件”啊！很有可能这顿饭，就是“最后的晚餐”。张雨荷顾不上体面，也顾不上和肠胃商量：自己究竟肚量有多大？还能吃多少？反正就是吃，吃，吃进去，咽下去。至于吃进嘴的感觉，咽下去的结果，她才不想呢！当她再要一碗蛋炒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服务员都跑出来了：都要看看把肠胃“撑死”了事的女人，究竟是谁？

　　交了钱款，付了粮票，张雨荷起身，却不知怎么搞的，人几乎站不起来。

　　隔着一座山，在“文革”后期同一时空里，山那边关着章诒和，山这边卢某人上山下乡闹革命，饿肚子。几十年后在北京认识，成为朋友，有了无数交流，是冥冥中的缘分。

　　“张雨荷就是章诒和。那是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她说。

　　一份炒肉，一碗猪肝汤，一碗白米饭，两根油条；吃完又各要了一碗馄饨和排骨面；第三次要一碗醪糟，两个鸡蛋，再加两根油条；第四次要的是蛋炒饭……

　　饥饿年代的饥饿故事，这远远不是最极端的。

　　雅安人对饥饿不陌生。据权威人士确切的研究、考证，“大饥荒”（注：当地叫“低标准”）时期，川人饿殍过千万，雅安荥经县人口饿死过半。“荥经事件”惨绝人寰，震惊全川。罪魁祸首、县委书记姚青被法办，后又翻案，丧命于一场神秘的火灾。

　　这件事我知道得早。1975年冬天的一个寒雨之夜，县文化馆馆长耿继斌先生讲给我听。“人饿死了，抬出门埋的力气都没有。”耿先生至今不知，他荥经的饿殍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36年后，2011年，我找到他。他已86岁高龄，身体康健，是雅安顶尖画家，师法黄宾虹。他送我画册，我回敬我的报告文学选集和五绝诗一首：

　　“少年故乡行，听言多饿殍。满座皆失色，窗外雨潇潇。”

　　雅安原籍的插队经历，对我的一生是决定性的。

三

　　地震前一个月，村口的芦登贵去世了。论辈分，我该叫他“阿祖”。他永远叼着一支竹烟杆，旱烟烟雾散了，才能看见他的脸：斜视，面黑，幽默。他直面你的时候，似看非看，似笑非笑，留着口水咂烟杆，一副嘲笑天下人的模样。

　　他是我的老师，给我的人生上过重要的一课。20年前，我在《乡村八记》里记载了他的故事：

　　为了生存，农民开始跟上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场游戏。

　　为防止农民在秋收时瞒产私分，政府除了派“三秋”（秋收、秋种、秋藏）工作队监督，还规定各生产队必须有各知青参加分配小组。一个月一次的公社知青大会上，公社书记讲，知青参加分配小组后，要坚持原则，坚决维护国家利益，敢于与那些不良现象作斗争。

　　公社的指示，当然要认真对待，否则分配方案无效。问题在于，进入分配小组的知青都要经过公社批准，有的是公社直接点名。本生产队的人选，就是公社确认的。这个人选当然遭到了大家的激烈反对。最后妥协的结果是，让我替换了那个知青人选。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漆黑的雨夜。大家打着火把把第一茬稻谷抢收回来。仓库里点着马灯过秤。我在旁边记账。

　　人都走完了，喧闹的仓库此时静悄悄的。只剩下队委会的人和分配小组的人。大家你看我，我看着你，都不说话。我预感到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已接近午夜，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雷声“呼噜呼噜”的，总是炸不出脆响来，像是个喉管里卡了痰的肺气肿病人。一道闪电闯进大门，把每个人从黑暗中扯了出来，大家仍是无动于衷，任大雨磅礴雷鸣电闪，凝固成了一组雕塑。

　　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地等待着什么。

　　仓库保管芦登贵，曾是多年的生产队长。他的一只眼睛不太好。只要一说话，就像是在笑，有一肚子主意，有一肚子让你捧腹的故事。本队有个知青，家里父母是城里某农学院的老师。芦登贵当队长去的时候他给一碗挂面卧四个荷包蛋，晚上留宿，享受新被褥的待遇；当仓库保管员去时一碗挂面后，一杯清茶，请你走人；第三次去时，他暂卸了队委职务，赐喝一杯白开水，请你走人。所谓的“三进农学院”。这个故事有无演绎不可考，但是流传很广。眼下，他虽然不是队长，但他在队委会是绝对的核心，拿大主意的都是他。他不紧不慢地卷着一支旱烟，然后塞进铜烟嘴，用火柴点烟。他突然把我手里的记账单抓过去，用点燃烟后的余火点着。大家都呆呆地盯着火光。他拎着账单的一角，一直把指头烧出了糊味才松手。

　　他把还剩下一大截的旱烟头拔下来，使劲扔出门外，起身拍拍手，喝了一声：“回家”。

　　随这一声喝，在场的人，个个身轻如燕，窜出门去，融化在黑暗中。

　　只有我傻乎乎地坐在那里，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纷纷落地的纸灰发呆。芦登贵叮嘱我：“今晚的事，不要对外人多嘴。”

　　我不懂，回家问堂哥芦福清。他说，这就叫“瞒产私分”。后来我研究当代史和乡村问题，知道“瞒产私分”是合作化以后到人民公社崩溃，农民对付政府、活命的惟一手段。

　　堂哥英年早逝，愿他天国安息。他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1962年高中毕业，担任下里乡小学校长。他也是我的老师。乡村的事，不懂的，都问他。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能进入分配小组这一核心机密层，跟我的姓氏有关。柏树大队（现柏树村）芦姓是大家族。我们祖上姓“芦”，芦山的“芦”，不是“卢”，祖碑上刻着的，村子里的人，都是“芦”。我们一家子不知道什么缘故，鬼使神差地变作了“卢”。

　　而且，此前发生的一件事奠定了芦姓家族对我的信任、接纳。一位副队长，辈分很高，高我四辈，我该叫他“阿太太”。秋收季节，县里的“三秋工作队”进山住队征粮。坐在田坎上，这位太祖祖跟我说，“他们像不像国民党的催粮队？”

　　有人向工作组告发。工作组组长老吴来家找我核实，凭本能，我保护了太祖祖。那年我17岁。当时，“恶攻罪”是天大的事，跟章诒和一样，要进班房的。

四

　　回到地震。这次抵近观察，救灾全过程还算从容、有序，毕竟经过了汶川“5·12”大地震，有了经验。不过，重建是个大问题。不像五年前汶川灾区，重建工作有各省市对口支援，以至于一些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到了奢侈的地步。除此还要快，因为雨季就要来了。

　　都知道雅安“三雅”：雅女、雅鱼、雅雨。雅女者，雅地美女如云也；雅鱼者，产于周公河，冷水细鳞，脑藏宝剑，味极鲜美也；雅雨者，若是闲情逸致，便可说：“雅女肌肤膏脂也，心智机理也；远古天漏，女娲拣石补天之地也。”

　　雅安素有“天漏”之称，大地震之后，就没有那么美妙了。请看方志提供的数字：雅安城区年均降水量1774.3毫米，最多的1966年2367.2毫米，年均降水量在长江流域城市中居首位。1959年8月12日暴雨量达339.7毫米，连续23小时38分，为全省最高记录。这几年，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以后，雨水渐次减少，但也比其他地方多得多。

　　5月12日上午，我在芦山岗下看见奇异天象：太阳被一个七彩圆环围在正中。当地人讲：“彩虹围日长江水。”是说这种天象预示着要发大洪水。灾区重建要赶早谋划。

　　有都江堰市的朋友帮忙，我带着碧峰峡镇和柏树村、七老村的镇村两级干部，一行七人考察都江堰市向峨乡和棋盘村的灾后重建。

　　向峨乡是汶川“5·12”大地震的重灾区。地震不久，我去现场踏勘过。镇治所在地，除了一个刚修好的医院，其他夷为平地，惨不忍睹。据公开报道，向峨乡死亡人数439人，其中向峨中学学生遇难327人，教职工遇难16人。棋盘村遇难28人，其中学生23人。聚源镇好好的，聚源中学却捂进去好几百学生。

　　学校建筑质量之低劣，学生伤亡数字之巨大，是汶川“5·12”大地震的一个大疮疤，是中国人的耻辱。这里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学校”和“孩子”。不管什么时候介绍当时灾情，都江堰人无不哽咽。

　　在上海市超大规模基础设施对口援建的基础上，向峨乡完全变了：观景台、居民住宅小区、猕猴桃种植基地、茶叶种植基地……向峨乡的乡长、副乡长，棋盘村党支部书记、村长，都江堰村镇银行董事长、监事长等，都出面接待我们，难兄难弟见面，自是一番热情。

　　向峨乡与碧峰峡镇，柏树村、七老村与棋盘村，分别结成了友好乡镇和村庄。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雅安灾区重建，要请都江堰人到雅安来，引进经验、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帮助雅安人少走弯路， 以更长远的眼光，规划、建设一个崭新的乡村。传统农业的搞法，没有出路。

　　有史以来，康边、蜀地，分属两个地理单元。康巴藏区出来，进了雅安，才算是真正到了汉区。羌、藏、彝、汉杂居之地，且雅且安。以此命名，你就知道旧人骨子里想些什么、追求些什么了。

　　近些年在康区打工的小木匠、小泥瓦匠，呼啦啦地带回了许多康巴姑娘，柏树村就有50多个藏族姑娘嫁过来。村子里常能见到个子高挑、身材挺拔、面貌黝黑的混血孩儿了。村子里行走，老远能听到康巴姑娘的歌子。藏汉杂居，给这个阴柔极致的区域注入了阳刚之气。

　　网友周褶褶雅安地震后重读我的《四川人》，在微博里说：“它像四川人的约翰福音，一再叩响：‘我们祈愿，悲悯因它的沉重落入地里，像麦子般生长出希望来。只因，落地的麦子不死。’”

　　这一福音，送给雅安人，也送给我自己——断续生活在雅安的青年、中年，将会是老年的我自己。■

卢跃刚

　　卢跃刚，祖籍四川雅安。1958年出生。《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曾任中国青年报经济部副主任、新闻中心副主任、特稿部副主任、《冰点》周刊副主编。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大国寡民》《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