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核算改革冲击波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经济分析局7月31日宣布，调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办法，采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联合制定的《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SNA2008）。美国经济总量因此一夜暴增。有人揣测这是否会坚定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的决心，也有人慨叹中国经济赶上美国又将推迟五年。

　　事实上，美国并非首个采用该新体系的国家，而两三年内欧盟和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也将陆续完成这一转换。到中国“十二五”结束时，全球经济体的70%就将采用新体系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

　　美国经济分析局称，新体系“更好地捕捉了创新和无形资产对于现代经济的巨大影响”。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在新体系下企业将有更大的积极性投入研发和知识产权产品；而现行体系下，企业更倾向于对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联合国统计司前主任、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顾问张保罗对财新记者表示，是否采用新体系，对于国家间的数据比较将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对于一个国家历史前后的数据比较影响则没有那么显著。

　　中国近年来以发展“知识经济”为目标，但事实上模式依然粗放，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举步维艰。这固然受制于具体政策，但也与统计数据和基于GDP的政绩考核未能较好反映知识经济成分有关。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财新记者称，无论从国际可比性，还是从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角度，都应该尽快研究如何完成这一转换。

　　中国的统计基础相对薄弱，要完成向新体系的转换挑战巨大。不过，联合国统计司经济统计处处长Ivo Havinga称，中国应抓住这一契机，对统计体系做全面的梳理和改革，以适应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核心一员的需要。

大势所趋

　　美国的新方法囊括了SNA2008最核心的部分，包括把研发和其他知识产权产品、养老金承诺、武器系统等计入GDP核算。采用新体系之后，美国2013年第二季度GDP增速由1.1%上调到1.8%，2012年GDP增速由2.2%上调至2.8%，2012年GDP总量扩大了3.6%，2002年至2012年的年均增长率则由1.6%上调到了1.8%。另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观察，美国的国民年均收入（GDI）增长在去年二季度到今年一季度之间一直显著快于旧体系统计下的GDP增长。新体系上调GDP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相对稳步的就业增长和较为缓慢的GDP增长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GDP核算体系每五年做一次微调，本次调整是近年来最根本性的一次。美国经济分析局主任兰德菲尔德（Steve Landefeld）称，“这一改变帮助我们的（GDP）数据在经济体构成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与时俱进”。

　　SNA2008，旧译《2008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联合国统计司主导，欧盟委员会、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相关部门共同起草完成的最新版国民核算体系。SNA2008的新面貌在于，“将近年来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特征引入核算之中”。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早已分别于2009年和2012年采用了SNA2008。澳大利亚采取了一次性转换的模式；而大多数国家则将采取分阶段转换的方式，即先行采用SNA2008中对于GDP规模——往往也对是经济体结构——有较显著影响的项目，其后分步完成剩余和该国有关项目的转换。

　　经合组织统计局国民核算司主任范德冯（Peter van de Van）告诉财新记者，墨西哥和土耳其将于今年下半年采用新体系。欧盟统计局（Eurostat）国民账户司司长诺兰德（Laurs Norlund）也向财新记者证实，欧盟成员国将于明年9月开始统一采用基于SNA2008的ESA2010新标准。后者与前者大同小异，只是对于成员国如何实施相关规定描述得更详细，也更具约束性，“这一变化已经写入欧盟法律，不会有任何变数”。

　　Havinga还透露，韩国正在努力，预计将于2014年完成转换；日本有较大可能在2015年转换；大多数G20国家将于2015年前采用新体系，尽管大多数国家的转换将以阶段性的方式完成。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很可能将以分阶段的方式在2015年之前采用新体系。这一系列改变意味着，一年之后，将有占全球经济总量51%的国家采用新体系；两到三年内，则会有70%的经济体向新体系靠拢。Havinga称，“在SNA2008的采用过程中会看到各国更大的步调一致性，这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制定不再仅限于国家层面，而更多地涉及地区和全球协调。”

　　中国的进度则不容乐观。国家统计局网站称，目前采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采纳了联合国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因而GDP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

　　国家统计局负责国民核算事务的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国家统计局对于SNA2008的研究工作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更多是基于公开资料的研究和分析。

　　Havinga称，根据他本周与国家统计局官员的交流，中国确实仍处在初步研究阶段。“也许中国统计局是想抓住这一契机，对包括价格计算手段，测算全面性在内的一整套统计体系作更广泛的研究”。“国际社会会对中国的转换有所期待，因此统计部门应该适时向外沟通这方面的进度和未来方向，这也将帮助中国国内人士了解可能发生的变化。”

核心变化

　　SNA2008的多项改变中，最核心的一项是把研发和其他知识产权产品（IPPs）纳入投资，进而计入GDP。在SNA1993中，研发被当作生产其他产品的中间消耗——企业往往把它记为成本，因而不计入GDP。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研发在最终产出的价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以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iPhone的价值大部分来自苹果公司的设计，中国的生产加工商能拿到的低于最终价值的5%。而iPhone的设计很大程度上需要追溯到iPhone首次推出的2007年以前。这样的例子在现代经济中比比皆是。据OECD统计，将研发计入GDP对于OECD国家GDP规模的影响预计在0.5%到3.5%之间。美国采用新体系后，2012年经济总量3.6%的扩大中，研发一项占到了2.5%。

　　研发的核算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它未来预期可提供的经济利益做净现值估算；二是计算投入研发的费用之和。第一种方法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操作，因此后者被更广泛采用。然而，对于研发数据的采集，各国情况不一。范德冯称，发达国家有较为完备的研发数据调查，每个国家也会定期公布这类数据。而发展中国家这类数据的统计和发布仍不完备。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刘仕国表示，中国现已常规发布研发经费支出等基础性数据，但尚需加强研发价格指数、研发资本存量及折旧等内容的核算，并提高发布频率。张保罗则指出，中国目前有太多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它们也进行一定程度的研发。这类企业数量庞大，中国的统计部门还很难系统地测算它们的研发支出。

　　研发之外，其他被SNA2008囊括的两大类知识产权产品为娱乐、文学和艺术品原件，以及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知识产权产品在SNA1993中被称为“无形生产资产”，它中间的许多具有“新经济”的特性。在美国此次把这几个类别纳入GDP之后，它们贡献了3.6%中的0.5%。

　　这几类知识产权产品的成本比研发往往更难估量。SNA2008推荐的做法是以这些产品的版税估算其价值。然而在中国，知识产权薄弱，诸如音乐、图书，少有版税可言，如何估算对中国会是一个现实挑战。但刘仕国认为SNA2008关于知识产权的核算建议，有助于推进中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某种程度上，知识产权较为薄弱的音乐和图书产业发展缓慢；而版权机制相对完备的电影产业蓬勃发展，即证明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SNA2008的另一项规定对加工业发达的国家潜在影响较大。新体系规定，加工业，即进口转出口产值计入GDP，将普遍采用货物所有权变更的原则——不再关注货物的实物运动，而是关注产品所有者和加工者对经济的贡献。刘仕国解释，在加工业尤其是来料/来件加工业，料件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更，双方的交易仅限于承包方向委托方提供的服务，而非料件的总价值。因此SNA2008建议只计入承包方提供的加工服务，而不计入料件或成品的总价值。

　　这一改变剔除了已被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计入它们活动的部分价值，解决了重复计算的问题。Havinga称：“这一转变对于国际贸易和现代供应链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和香港恰恰是相关研究的领先者，他们会有较强的意愿定期公布此类数据。”然而现实中，“加工业发达国家做出此种调整的动力并不强”，张保罗指出，“贸易总量仍将是一个重要指标，它或许不是一个科学的GDP指标，但仍是一个较好的商业景气度指标，从中可以看出海运、物流等许多行业的景气程度。”他认为诸如新加坡、香港、中国等加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会急于改变这一项。

　　SNA2008在金融领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把养老金权益，即国家或企业已承诺的部分计入GDP；在SNA1993中，只有实际已支付的部分被计入。范德冯称这是为了应对全球老龄化加剧，养老金出现缺口的现实挑战。Havinga表示，养老金承诺其实也是政府的负债，尽管还没有实际资金支出。这对于理解政府未来的支出和偿付能力异常重要，但中国现阶段只会对此进行研究，不太可能成为被采用的项目。

　　鉴于现实操作中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联合国统计司承认SNA2008需要被灵活应用。Havinga称，SNA2008并不是一个具有约束效力的法律文件，因此各国有选择地，或是阶段性实施完全没有问题。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需要各国把具体的采纳情况与相关组织进行充分沟通，以让国际社会了解这将带来的潜在影响。

中国策略

　　美国在知识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时采用SNA2008，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经济发展，尤其是研发和版权所起作用的追认。中国是否可以通过采用新体系来引领统计体系变革？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单晓光撰文指出：“新的GDP统计方法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显然有着重要影响。未来世界对于GDP的竞争不仅是在总量上的角逐，更是其比例结构是否优化的展示。”在新体系下，企业、政府将会有更大的动力增加研发投入，从而刺激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依靠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

　　刘仕国认为，“知识经济”“科教兴国”等战略不仅要落实在具体的政策上，更应该反映在统计监测中。“新体系体现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流理念与实践。中国是该实践的重要主体，应尽快践行这一体系”。

　　在中国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以GDP作为经济社会和官员考核主要指标的情况下，计入知识经济成分、考虑增长质量的GDP，或许是一个扭曲程度相对较低、更为合理的政策指标。

　　目前要完成向新体系的转换挑战巨大，很可能需要统计体系的全面改革。美国从开始研究把研发纳入GDP核算到最终采用新体系，大致经历了15年。中国统计基础相对薄弱，更应借鉴发达经济体经验，并尽快引进相关制度。余永定指出，中国的统计体系中还缺乏一些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项目，不少统计项目也需要改进，否则难以进行国际比较，而且还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产生误读。范德冯则表示，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统计测算是否全面、穷尽更为关键，而这往往要求整个统计机构架构的完善。

　　张保罗称，“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统计机构规模太小，其人员和预算的匮乏程度令人吃惊”。他认为，改进统计架构的任务，或许不应该留给国家统计局，因为它只是个副部级单位，缺乏必要的权威来执行改革。“目前，统计局和测绘局之间完全没有沟通，整个体系异常僵化、各自为战。”他指出，日本政府以僵化著称，造成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不应该走日本的路，部门间要加强整合，打破机构间的无谓界限。他建议，等到新领导层确定了大的改革议程之后，政府应该设立一个统计改革工作小组，由更高层的领导牵头，研究改革中国统计架构的可能性，以期全面整合中国的国民账户体系、人口数据、空间地理数据等各项统计体系。

　　中国统计架构的分散性是另一个问题：地方统计部门往往向地方政府负责，很多数据容易被地方利益所左右。Havinga称，美国的分散式统计体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官方统计部门对于数据和统计步骤的开放性原则，以及独立的统计机构的存在，给监督和制衡提供了基础。

　　“统计人员不但需要有能力，而且要在公众眼中的有较高的可信度。”如此体系下统计出的数据，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