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向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提出的
财新记者：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仍持续不断，直到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锤定音。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国人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究竟是怎样提出来并被全党所接受的？
刘国光：经过多年的争论，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经济理论界的两种思想情结都是很深刻的。一种是计划经济情结，一种是市场经济情结。双方都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非常执着地强调自己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所以有“为主为辅”的长期争论。其实，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与市场各有其正面优点与负面缺陷，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两者的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把两者的优点长处都发挥出来，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
基于这个信念，在这一段争论的末期，我试图用折中的办法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这一情结纠葛。1990年5月在《求是》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1991年5月在全国计划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言中，1991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术报告会上，还有其他地方，我都作了这样的努力。
针对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情结，我提出了两个坚持和破除两个迷信的意见。一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一是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简单说，计划的长处就是能在全社会范围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人力，办几件大事，还可以调节收入，保持社会公正。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
但是，计划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有这么几件大事不能交给市场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得由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
但是，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比如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一是由于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局限性；二是由于客观信息不对称和搜集、传递、处理上的局限性；三是利益关系的局限性，即计划机构人员观察问题的立场、角度受各种社会势力和利害关系的约束，等等。这些局限性都可能使宏观计划管理工作偏离客观情势和客观规律，造成失误。所以，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改进我们的宏观计划管理，使之符合客观规律和情势的要求。
十四大报告起草时，我有幸参与工作。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各方面经过学习，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有了一些新提法。起草小组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归纳各方面意见，整理成三点。也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讲到的，关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于这三种提法，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前，把我从玉泉山（十四大报告起草组驻地）叫到中南海谈了一次。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我的意见。我赞成这个提法，说这个提法简明扼要，同时也提出一个意见：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总书记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后来，他在中央党校讲话中也讲了这段话。我觉得总书记讲得很好，确实是对的。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括“有计划”。
为了给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理论宣传准备，中共中央几个部门联合于1992年9月1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干部大会，举办系列讲座。我在系列讲座的开篇讲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回顾了对计划与市场认识的曲折演变过程，阐明了若干焦点问题。我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这个基础上把作为调节手段的计划和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这也算是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口，对于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也是有计划的”一个呼应吧。
首创“双重模式转换”理论
财新记者：1985年,你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双重模式转换”即经济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应该说，“双重模式转换”对中国的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双重模式转换”理论的内涵是什么？你当时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命题是基于何种背景和立意？
刘国光：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来，中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1985年，我就把这种变化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概括，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
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过去以片面追求高速增长为最高目标，以外延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不平衡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涵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实现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发展策略。所谓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是指从过去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的调节结构，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政企不分的组织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调控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政企分开的组织结构。简言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改变为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985年8月26日，《世界经济导报》刊发了我的一篇题为“略论双重模式转变”的文章，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双重模式转变”理论。同年11月4日，我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一文，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1986年12月，我还在香港世界华人社会经济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大变动中的双重模式转换》的报告。
后来，胡舒立于1995年4月11日在《中华工商时报》上发表了采访我的文章。她在那篇文章中写道：1985年11月，刘国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的专文，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要实现双重转换，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应该说，双重模式转变是一个客观演变的过程，是从不自觉慢慢变成自觉的过程。这一点从演变的轨迹可以看出。比如，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我们最初是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十二大的时候就变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的时候又变成“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最后到十四大的时候，才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十三大”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深化改革的每一项措施，归根到底，都要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不是以速度为主而是注重效益。到了“十四大”的时候，提出“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到了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就吸收了“双重模式转变”的观点，但是没有用“双重模式转变”的提法，而是用“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
“两个根本转变”，一是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后来“增长方式”扩充为“发展方式”，内容更广阔了，实际上同“发展模式转变”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
转方式为何成效不彰
财新记者：从“九五”计划开始，国家就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时至今日，成效不彰。你认为，主要原因何在？应如何有效推动两个根本转变？
刘国光：我们现在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在讲要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其实，两个模式转变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搞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还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双重模式转变”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客观进程的描述，而是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内容也比过去更丰富、更完善了。
我们过去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了20多年了，但是好像转变得很慢，老是在提，但是看不到头。
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若干年，我们还是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追求数量，追求GDP，重“量”轻“质”所致。速度快了，发展模式的转变就会变慢，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效益提高的进程就会变慢。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被扭曲了，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相对而言忽视了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得多了，社会主义提得比较少了，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形成两极分化。
十八大之后，各种内外因素逼迫中国经济增速不得不缓缓下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阶段。现在改革也到了一个转折点，过去造成了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现在要向共同富裕方向逐步扭转，向社会主义方向扭转。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了十八大之后有盼头了，完整地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统一，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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