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弘）从康熙未年到二十世纪初年，是中国传统金融转型的200年。这其中也曾出现过繁荣的小高潮，但整个过程是传统金融在银本位或复本位里面的挣扎，它最终摆脱银钱束缚之时，即是自我衰亡之日。
清代的金融体系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遗产，包括钱币发行与信用机构，并使这些旧制度获得了百年多的新生命。对照着英国金融制度的演进，大清金融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货币的形式与使用分散多元，第二就是信用机构规模小数量多且业务简单。
乍一听这两个评价有些负面，其实不尽然。中外历史学家还原了清初的情景，证明至少到1850年（甚至有说到1895年），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并未构成对交易正常活动的束缚，它吻合了幅员辽阔的中国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地区性、农耕性，以及自由性经营与自我管理的特点。
图1：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六十大寿版画大作《万寿盛典图》中频繁出现的“银局”，直接被英国人叫作“bank”。他们坐落在老北京街头，是银匠与银兑的混合经营商。这是比钱庄票号更为古老的金融机构。
旧制度成为问题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变，催化剂就是不断深化的国内与国际贸易。麻烦首先来自传统的货币制度。今天的旅游者走遍全世界，只要兜里揣上一张卡，就可以随心由性地消费。不论买卖多大，支付就是数字在账户间搬家，商品仍需要物流，相应的货币却杳无踪影。
想像一下两个世纪之前，为应付同样的情景，人们有多么为难。你可能在袖子里揣着银锭、银块或碎银子；如果是个穷人，你可能肩上背着几串铜钱或手握几个大钱。如果你刚好赶上咸丰朝，你可能带着天天在贬值的“大清宝钞”急着寻找着卖家；如果你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买办 ”，经手的钱币可能就是从国外流入的各式“洋钱”。为了缴税，农工商都必须按朝廷规定把其他钱币兑换成银子。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了便于不同货币之间兑换和异地支付的钱庄票号，他们为商家出具的货币，名目就更多，有钱票、银票、私票、花票、兑票、会票、庄票等等，难以穷尽。对今天的钱票收藏家来说，中国的市场比古董英镑的市场要色彩斑斓多了。
图2：沉船中打捞上来的古钱，当年价值不高，今天收藏价值不低。
多元的货币搞乱了价值尺度削弱了支付信誉，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挑战。然而，中国面对的挑战与当年英国的挑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自从有了英格兰银行，英国实际上已开始实施金本位制，因为英行票最终要靠黄金兑换作保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交，英国用了几十年时间，努力在解决货币银行学的几个关键问题，即纸币的发行量与银行黄金的保有量是什么关系；英行的银行券与其他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什么关系；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量与实体经济交易量是什么关系。1844年的《银行法》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基本答案。
在同一个时代，大清的官员们也在孜孜以求货币经济中的数量关系，但是困扰他们的不是纸币与贵金属之间，也不是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是白银供给量的变化。
“白银时代”在大清的后遗症是“银子”这件商品太重要了。银子多了，所有的其他钱币或实物的价格都升值，相当于今天的通货膨胀；银子少了，什么都紧缩，老百姓不高兴，官员贪腐变本加厉。这件事从乾隆朝末期开始搅得朝廷很头痛。《剑桥中国晚清史》有段精辟议论，它说当时的农民支持白银价格的下跌，因为他们要用铜钱换银去交税，银子有点小膨胀粮食价格上涨，于生产者有利。相比之下，白银供应紧张，导致农民不满而抗税，货币问题就可能会转化成朝廷的税收问题，酿成社会动乱。1793年广泛漫延于西南东南的白莲教，1850年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钱粮税收的矛盾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图3：白银铜钱如此重要，但其铸造和流通却缺少规范，乾隆时期各地造币局的名单可以列出半页纸，流通中的金属成色重量五花八门。康熙年间为保证税收准确可靠，开始以“库平银”作标准。清中后期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记账所用的“关平银”，以其可靠信誉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银本位”。
更为尴尬的事实是，整个清代白银的供给并不是控制在朝廷手里，或者说国内的白银开采量不足以使中国获得对白银流动与价格的“话语权”。那么，是谁决定了中国流通中白银的多少呢？
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是国际贸易，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从事的鸦片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在1780年以前，大清出口多进口少，所以白银流入量大，国内供应一直在增加。后来鸦片流入中国越来越多，吸走了白银，中国变成了净流出国。
台湾有一位著名的女性历史学家叫林满红，她写了一本书《China Upside Down》，指出银贵钱贱还不只是鸦片贸易那么简单。十九世纪之交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闹独立，导致银矿不时被关闭，银产量下滑出口减少，银价上升。林满红认为这对全球银本位国家都有影响，而大清正是南美白银的主要进口国。这就是说中国货币供给数量首先是由全球银矿生产决定的，其次才是海外贸易的影响。这种观点跳出了“鸦片经济史学”的圈子，为我们认识大清货币问题提供了全球史的视角。
图4：除了作为货币，白银还是大众生活中极为普通的消费品，从挂件装饰品到摆件，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和英国贵族一样，喜欢银器制品。
就白银流动的控制，白银与铜钱之间价格的稳定，财政税收赤字以及堵塞官僚体系中的银钱腐败漏洞等等问题，大清官员、学者讨论了一个世纪。
早期最具有影响力的议论来自经世学者魏源。他的财政改革主张扩大并完善国内银矿开采，限制鸦片进口防止白银外流，同时把财政管理制度化，少搞由皇帝决定的税收减免。魏源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林则徐，也受到晚清的高官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的赏识。对财政金融问题发表过见解的智者还包括王韬、冯桂芬、郑观应，后来又有改革派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尽管人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直到大清倒台，世界已经进入金本位的纸币流通时代，中国始终是在白银本位问题上打转，也从未建立一个中央集中控制的货币体系。
大清经济在康雍乾三代和平发展了一个世纪，规模成倍增加，商品交易深入城乡，正需货币增加供给润滑流通，现实却是白银供应不稳定，铜钱太笨重，发钞没信誉。那为什么又说货币经济对当时实体经济没有构成束缚？这里的关键似乎在于，从乾隆朝后期起，中国的传统信用机构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提供的票据流通工具，缓解了金属货币紧张，这和英国银行以存款或交易为基础开出的支付票据异曲同工。这些信用机构形式繁多，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即当铺、钱庄与票号。尽管他们都不是清代的原创，却在这个时代创造了自身的兴旺辉煌。
图5：当铺是服务社会中下层以实物为抵押的小型信贷机构。别看他们出身卑微，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中，只有它的生命延续到了今天。这张画是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是小人书明代才子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中的插图。它惟妙惟肖画出了借当双方的地位与神态。
为清中晚期内外贸易作出贡献的金融机构是钱庄与票号。前者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经营银两汇兑；后者从起家，主业就以地区间汇兑著称。戴鞍钢教授告诉我们，钱庄的业务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票号的覆盖面则遍及除边远地区之外的大半个中国。他们联结了上海、香港、天津等通商口岸之间的跨境贸易，以及口岸与内地的转口贸易，提供了必要的信用与支付手段。拿钱庄来说，在通商口岸用的是庄票，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用的是汇票。戴鞍钢教授说，他们签发的庄票，可以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并负担全责，到期照付。在全国各城市，凡设有票号分号的城市都可直接通汇。据统计，到二十世纪初，山西票号每年经手结算的出口总额约为8000万两白银。这弥补了金属货币不足，扩大了货币供应量。
图6：中国第一家票号据说是清嘉庆（1796-1820 ）年间在山西平遥诞生的，它的创始人雷履泰之名与“日升昌”票号之招牌，在二十世纪末为国人重新挖掘出来，重现了当年他们的风光。
国内钱庄票号的研究力图证明这些传统信用机构的重要地位。然而我们拿他们与英国同时代的金融机构相比即会发现，这种重要性止于贸易领域，或仅限于国内贸易领域。
票号有一个公认的特点，即与官府保持着密切关系，代行大清朝廷的押解税金与异地支付。但是他们在缓解大清财政拮据或促进税收体制完善方面有何作用？很难拿他们的作用与英格兰银行相比。
钱庄票号繁荣之日也都曾发展至几百家，与英格兰的地方银行、股份制银行不相上下，但是他们聚财的能力能否资助大清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转型，或扶持内贸企业与国际资本竞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代（洋务运动开始至民国），传统金融机构与工业企业的联系很有限，因为它们缺少长期资本投资的功能。至于说清末的货币制度改革及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也被外国的金融机构与官僚精英大包大揽，传统的金融机构没有什么声音。
在上海、天津对外开埠之后，以英国人的银行领衔，一批外资银行落脚在了口岸城市。从那时开始，传统信用机构与现代银行在中国形成了“双轨”经营，相互有许多业务交叉，这似乎为钱庄票号向现代金融业的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历史的走向与这种可能性是背道而驰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汇兑业务的旧机构根本无法融入为国际贸易服务的金融宏流。这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市场自由经济不支持金融业的发展，也不完全是由于外资银行对内地贸易市场的渗透争夺，而是由于大清的国家政权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没有承担起现代财政制度、货币制度建设的责任，也没有对本国金融机构给予国家信用的支持。后文还会介绍，大清在这方面的作为，比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采取的政策迟缓了几十年。当然钱庄票号的组织经营体制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但归根结底，只有金融创业的投资家，没有国家政府力量作后盾，中国就没有产生现代金融机构的土壤。
图7：阜康钱庄的胡雪岩，得了“从二品”官阶，染红了顶子，但仍只是“背靠官府”，不是体制中人。势力太大了，不但外国商人联手整他，官府也不饶他。
1897年，在李鸿章与盛宣怀的鼓动下，光绪朝廷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为朝中受宠的大臣，大清度支部亦为通商银行出借了资本金，中国的金融机构终于打上了国家支持的烙印。作为金融业的新客户，政府此刻姗姗来迟，走进了“大户室”。在1902到1911年大清的 “新政”时期，清政府开始认真考虑整顿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货币体系，企图在中国逐步建立名符其实的银本位或银兑现本位制度（silver exchange standard）。而此时外国的银行已经占据中国沿海沿江城市货币发行与信贷汇兑的制高点，传统信用机构在竞争中江河日下，业务与资金来源逐年枯竭。大清朝一倒，山西的票号就跟着穷途潦倒。钱庄在民初混乱的金融环境中又坚持了几十年，忍受着国家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双重挤压。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完成“废两改元”，统一掌管财金大权，终结了多元双轨的货币时代，敲响了钱庄退出历史舞台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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