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文学院不想再做难题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一位极为关心时事的朋友在越洋电话里，与我谈起了在国内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诺贝尔。当时我正在埋头创作“深圳人”系列小说中最后的那些篇目，对远近的喧嚣和骚动一概不知，也毫无兴趣。但是，朋友的情绪十分高亢。他说终选的名单其实早就出来了，他又说博彩公司的赔率也都已经公布，他还说评选委员会主席仍然讳莫如深，称他们“很难选择”。接着，朋友迅速报出了进入终选名单的四位作家的名字。然后，他迟疑了一下，才接着说，最后还有一位加拿大的女作家。“那应该是门罗吧？！”我毫不犹豫地说。朋友又迟疑了一下，说“好像”是。很显然，对这位有丰富文学知识的朋友来说，“门罗”是非常陌生的名字。我接下来的反应当然会让他感觉更加陌生。我说：“名单里有门罗，怎么还会‘很难选择’呢？！”

　　一年过去了，同一个时候，同一位朋友……这一次他带来的，是去年终审名单中他最不熟悉的加拿大女作家获奖的消息。对加拿大来说，这应该算是“历史性的突破”，因为1976年获奖的索尔·贝娄虽然出生在蒙特利尔，却很小就去了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他的获奖被大多数人认定与加拿大无关。热心的朋友想知道加拿大对这突破有什么反应。我回答说我连这消息都是从你来自中国的电话里听到的，加拿大的反应你就可想而知了；朋友接着又问我自己对这消息有什么反应。“我不是提前一年就已经反应过了吗？”我首先这样提醒他。接着我半开玩笑似地说，这差不多就像是在“还债”啊。

　　事实上这完全是陈年的老债。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的任何一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门罗都会被国际社会点评为是“众望所归”。可以肯定，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会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最乏味的记录之一，因为它没有也不会引发任何与文学无关甚至相关的争议。这一次，经常喜欢让自己面对“很难选择”的瑞典皇家文学院显然是不想再做难题了；这一次，他们可以将获奖的理由写得很短写得最短，更可以逃脱形形色色的质疑和没完没了的争辩。门罗的诺贝尔带来的是文学的喜悦，更是世界大同的喜悦。在这个价值判断已经四分五裂的时代，文学再一次显现了它超越偏见和局限的魅力。

　　正因为这样，我想说，门罗并不需要诺贝尔，但是诺贝尔需要门罗。这也许可以算是我这个居住在加拿大的汉语写作者的正式反应吧。

　　门罗是当今世界上也许绝无仅有的坚持“只”用短篇小说这种体裁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这让我想起了远在万里之遥的徐晓。从第一次收到她向我约稿的邮件到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有许多次交谈和切磋，而每一次交谈和切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短篇小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都相信，相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短篇小说是更“高”的体裁，更值得写，也更难写。但是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一窝蜂地“独”创长篇，而中国的文学杂志都在一窝蜂地“独”钟长篇。面对这浮躁的世态，《新世纪》周刊为“短篇小说”留出宽松又奢侈的空间，并且不遗余力地去发现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对“短篇小说”这种过时体裁的“愚忠”让我感动也让我受益。现在，门罗突然成为加拿大层林尽染的秋色中最耀眼的枫叶，我想，这百年不遇的契机即是对坚持创作短篇的作家的奖赏和肯定。

不需要“女权主义”抬举的女性导师

　　门罗也许还是绝无仅有的从来没有让读者和评论家失望过的作家。她的全部作品由14部短篇小说集构成。这些作品语言细腻，形式精致，内容深刻，在英语世界享有长年不衰的盛誉。门罗既擅于洞察生活的光明，又长于揭示生活的黑暗，用桑塔格的话说，她是“一代女性的导师”。是的，导师的写作专注于女性。但是，她既不需要“女权主义”的抬举，又不会遭受“女权主义”的玷污。门罗的视野极为开阔。她的写作要挖掘的不是女性的隐私，而是人性的秘密；她的写作要捍卫的不是女性的特权，而是人性的尊严。她专注于女性的作品完全不能被贴上“女性文学”一类的低俗标签。

　　门罗的诺贝尔让我想起了与自己和门罗同时相关的几位女性。她们用各自不同的魅力拉近了我与门罗的距离。她们引导我在加拿大无边无际的孤独中固执地追寻着文学的光影。

　　首先是近在咫尺的莉迪亚。八年前的一天，在她刚搬进我们这座大楼的第二天，我就在底层游泳池的门口遇见了她。她的面孔让我大吃一惊，那完全是我相当熟悉的一张门罗照片的翻版。我将这不可思议的“雷同”当成是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吉兆。回到家里，我立刻半开玩笑似地告诉身边的少年，加拿大最好的作家成了我们的邻居。后来，少年因为一度在游泳池担任救生员，与莉迪亚成了朋友。也许因为“门罗”的缘故，我一直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遇时，我们从来都只有寒暄，而没有深谈……直到今年夏天的那个中午。

　　在从超市回来的路上，我快步赶到了她的身边。她说有很久没有看见过从前的救生员了，她向我打听他的情况。同时，我也乘机走进了她的生活：她出生在匈牙利，在著名的“匈牙利事件”之后移居加拿大。她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也充满了感情……那天分手的时候，莉迪亚将电话号码留给了我。她早就从身边的少年那里知道我是写作者。我说我很喜欢听故事。她说她的一生有很多的故事。一个星期之后的那个周末，我第一次拨通了她的电话。我们的交谈进行得非常顺畅。很快，时间就开始倒流，流向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她说那时候她在奥斯维辛。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点尴尬。我已经知道她是门罗的同龄人。我想象不出那个在集中营里的十四岁小女孩是什么样子。“你的父母呢？”我问，“你们在一起吗？”莉迪亚停顿了一下，问我是不是听说过毒气室。“当然，”我说。莉迪亚平静地说她亲眼看着她的父母走进了当然是不可能走出来的毒气室……我不太记得后来我们还谈了一些什么。我又一次被迷信折服了。我开始觉得这位与门罗长相雷同的老人其实就是门罗的一个人物，或者……她也许是门罗想转让给我的一个人物？

　　门罗的诺贝尔还让我想起了出现在我“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村姑”。她是一位迷恋田园生活的加拿大知识女性。就像门罗的许多人物一样，“逃离”也是“村姑”生活中的关键字：她无意中发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她最后又“逃离”了那座嘈杂不堪的城市。两年前的一天，在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火车上，我与“村姑”的原型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我们谈起了加拿大的作家，当然也就谈到了门罗。我们有不少文学上的共识，比如都认为门罗是加拿大文学之最。两天前，在受邀为国内的报纸撰写关于门罗的短文时，我突然意识到，门罗其实与我的虚构人物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也是那种极具加拿大特色的“村姑”中的一员。想起来，门罗应该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西方女性严肃文学作家。她更没有像上一位（正好是二十年前）的北美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托尼·莫里森那样做过顶级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和名牌大学的文学教授。她只在普通的大学里读过两年的本科，然后，早恋早婚，远在第一部作品横空出世之前十年，就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忙得不可开交的主妇……

　　有意思的是，相对草根的出身并没有让门罗带上丝毫的土气和俗气。她的作品具备高雅的格调，深沉的美感和揪心的智慧。看她的语言，看她的结构，看她在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穿梭……读者会像她一样相信叙述是一门艺术。就是这样一位加拿大“村姑”，用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逆市而动，将“短篇小说”这种已过时的体裁带回到了文学的视线之中。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的，门罗可能是“后不见来者”的大师，她因“短篇小说”而不朽，她使“短篇小说”不朽。

门罗，还是阿特伍德？

　　门罗的诺贝尔还让我想起了那位“阿尔巴尼亚的处女”。她是我最早接触到的门罗人物。多年前第一次翻开门罗的一本作品精选集的时候，我就被《阿尔巴尼亚的处女》这样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题目吸引住了。我没有想到死盯着安大略西南部小镇不放的“村姑”还有野心去建造巴尔干半岛上的迷宫。我迫不及待地翻到了小说开始的那一页。我没有想到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一句关于名字的话，那也是一句关于“交流”或者“交流”障碍的话（遗憾的是，那句话原文的微妙之处必然会被汉译丢失）。那样一句关于“交流”障碍的话，其实就是大师为小说中所有冲突设置的隐喻。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重读了小说的第一节（从第一句话到第一次空行处）。多年前的激动又重新激动着我的身心。我曾经有野心用一本书的篇幅去分析《百年孤独》的第一自然段。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愿意用一个学期的课时去讲解门罗这篇小说的第一节。现在，不妨利用本文的有限篇幅先做一次简洁的细读。

　　人们都知道巴尔干半岛是一个“火药库”。门罗这第一节就是围绕着这个困扰人类历史至少两千年的隐喻展开的。作为第一句话之因的小说的第二句话就已经散发出浓烈的火药味：女主人公的向导被追杀他的人打死了，女主人公自己无法在悬崖边上勒住受惊的马，摔到了山下，身负重伤。追杀她的向导的人将她救起，经过一段漫长的路程，将她带回到了他们家族的定居地。

　　细看这接下来的微妙细节：处于昏迷状况的女主人公有一天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贴近她的脸。她开始觉得那像是“一块棺材板”，后来她意识到那其实是“一个十字架”：这种感觉的对比让宗教（或者说“拯救”）一出场就带上了死亡的气息。这是当然的大手笔。但是大师并没有就此打住。她让她的女主人公继续观看。她看到了身边的那位圣方济各会会士，她接着看到了他挎着十字架的身上同时还挎着一只勃朗宁左轮手枪。宗教（或者说“拯救”）就这样又与暴力挂上了钩。这是多么深的杀机！这是多么深的讽刺！这是多么的巴尔干！

　　接着，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出现了。女主人公想到最近的城市去找领事馆或者去找警察。她不知道在她身陷于其中的迷宫里，“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找警察”。“以暴制暴”是这座迷宫里的游戏规则。全知的基督徒告诉无知的异教徒，她的向导之所以被追杀是因为他杀过追杀他的家族的人，而他之所以杀那个人是因为那个人杀过他自己家族的人，如此循环往复，两个敌对家族的世仇已经很深了，“以暴制暴”的链条已经很长了……但是，仇恨还在继续加深，链条还在继续加长，因此，“总是有许多男孩子被生出来”，而这种生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新生力量投入到那阴暗无比的循环往复之中。也就是说，在这座迷宫里，“生”就是为了“死”，为家族的“荣誉”而死。我们不妨做一个替换练习，将“家族”替换成“国家”，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眼前这位一手举着十字架一手握住左轮枪的基督徒的叙述里看到极端爱国主义的野蛮和荒谬。女主人公显然无法接受这种“以暴制暴”的游戏规则。她对和平存有幻想。她说她的向导不是那种甘愿赴死的人，她说他如果逃到北部的邻国去就可以挣脱那邪恶的生死之链。而基督徒冷漠地告诉她，他“即使逃到美国去”也无济于事。

　　这篇充满异国情调的小说的第一节就这样冷漠地结束了。读者看到的是由交流的冲突呈现出来的恨与爱的冲突，男性与女性的冲突，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信仰与直觉的冲突，当局者与局外人的冲突……门罗用诡秘的设置让读者看到了被无数历史学家和历史教材遮掩着的人性的真实。我相信，这篇小说是显示门罗写作深度和广度的一个范本。

　　当然，门罗的诺贝尔还让我想起了在文学的国际舞台上更能“代表”加拿大的阿特伍德。与只用作品说话的门罗相反，阿特伍德是高调的公众人物。而对于处在美国文化重压之下的加拿大，光有一支能攻入《纽约客》等文化堡垒核心的突击队是不够的，高调传播加拿大文化的宣传队同样也非常重要。我自己在这两位最重要的加拿大作家之间的一次选择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在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接近完成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需要在小说的最前面补入一段介绍白求恩生平和带出整部小说线索的文字。于是，我决定用一封虚构的信来完成这项工作。收信人必须是我在加拿大最著名的同行。那么，谁更合适？门罗，还是阿特伍德？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我选择了高调的阿特伍德，因为她的公众形象更符合那段文字的风格。

　　正是因为这种“代表”性，多年来，文学界经常会流传阿特伍德本人成为诺贝尔奖大热门的消息。事实上，与门罗一样，过去二十五年里的任何一年，诺贝尔奖落到了阿特伍德的名下其实都不会引起太大的异议。当然加拿大现任的保守党政府应该不会高兴这样的结果，因为阿特伍德是现政府文化和环境政策的激烈批评者；也正是因为这种“代表”性，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学“历史性突破”的反应自然就为读者和媒体特别关注。其实，只要读过阿特伍德为门罗的作品写过的序言和评论，“代表”的反应就不难想象。她最快发出了最热烈的祝贺。她用了“长期拖欠”（long overdue）这个词，与我的“还债”说有点类似。不过，她似乎并不责怪这种拖欠。她解释说，因为这个奖并不是“人民的选择”，而只是一个委员会的决定。

这一次，毫无争议地属于文学

　　由于时差的关系，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当天（2013年10月10日），加拿大的报纸来不及做任何的报道。而在此之前，加拿大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公布结果的日子，市面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结果的猜测和辩论。这与中国近年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总部设在多伦多的《环球邮报》是加拿大的第一大报。它在第二天（10月11日）用头版头条和两个整版的专题进行了报道，专题中包括一些英美知名作家的评语，对结果“一致拥护”的评语。蒙特利尔最大的英文报纸这一天也有一整版的报道，尽管它的头版头条还是让给了离我住处不远的一个街口地下水管爆裂的跟踪报道。但是再过一天，报纸上的反应就平静下来了。蒙特利尔最大英文报纸10月12日出的整整八十版的周末版上，已经没有任何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而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10月11日特意去了一趟位于市中心的蒙特利尔最大的英文书店。没有想到，书店的入口处既没有庆贺的条幅，也没有促销的专柜。当然，蒙特利尔属于法语加拿大，而门罗的主要读者在英语加拿大。我相信，英语加拿大对这“历史性突破”应该会有稍微热烈一点的反应。注意，我说的是“稍微”。与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激情相比，或者与加拿大本身对任何一场冰球的结果相比，那一份热烈肯定连低烧都算不上。这就是加拿大。这就是可爱又可笑的加拿大。

　　我在星期天（10月13日）下午，才从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第一台的节目里感到了可以称为“喜庆”的气氛。三点钟开始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采访节目改变前一星期预告的安排，重播了主持人沃克特尔2004年对门罗的采访。采访中有不少好玩的细节，比如门罗谈及她自己也特别喜欢《阿尔巴尼亚的处女》，喜欢它的异国情调，这当然让我非常得意；又比如她谈及她与父亲的关系后来变得非常密切，原因是她父亲喜欢读小说，晚年甚至还写小说；又比如她谈及小时候看到一些同学因为家庭经济压力辍学而她自己却能继续上学，她说当时自己并不知道同情别人只知道自我得意，她说有才华的人可能都有点自私；又比如她谈及自己八岁时做的是“影星梦”，但是两三年之后，“影星梦”就被“文学梦”代替了，并且再也没有发生过动摇，因此她相信自己生来就是要做作家的。

　　真正的喜庆气氛来自采访之后那两个小时称为“全国调查”的节目。我没有想到，调查的内容竟是民众对门罗获奖的反应。我也没有想到，大家的参与会是那样踊跃。第二天（10月14日）正好是加拿大人的感恩节。门罗的诺贝尔显然是给那些热爱文学的加拿大人送来的史无前例的节日礼物。从加拿大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和从世界各地发来的邮件洋溢着感恩的真情。那热烈的气氛，那一致的喜悦让我觉得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是“人民的选择”。

　　最让我吃惊和欣慰的是，在充满喜悦的电话里完全没有出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或者“扬眉吐气”之类的大词和空话。每一个打来电话的人都是踏踏实实的读者，每一个人在电话里都顺从主持人的问题谈到了至少一篇门罗的作品。主持人对门罗的作品可以说是如数家珍，而打来电话的读者也对自己喜爱的作品津津乐道。语言如何如何、人物性格如何如何、幽默如何如何⋯⋯整个两个小时的“调查”就好像是门罗作品的讨论会。主持人甚至联系到了门罗的第一任丈夫。那位84岁的老人仍然在美丽的维多利亚岛上经营着五十年前他与门罗合开的夫妻书店（“门罗书店”）。他兴高采烈，侃侃而谈，而他的话题也同样紧扣文学。他告诉听众，门罗早年曾经重写过“美人鱼”的故事，因为她觉得原作的结尾太凄惨。他还告诉听众，虽然门罗37岁那年才出版第一本作品集，她在20岁结婚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作和发表，称她起步很晚并不准确，这种说法与门罗自己在前面的采访中的说法完全一致。

　　门罗的文学道路其实可说是一帆风顺的。她37岁那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就获得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她也是惟一三次获得此奖项的加拿大作家。尽管英语世界的最高奖（布克奖）在她78岁那年才进账（晚于阿特伍德、翁达杰甚至《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者马特尔等加拿大作家），她最后还是众望所归地成为走进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名单中的第一个加拿大人。

　　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我的正式反应：门罗并不需要诺贝尔，但是诺贝尔却需要门罗。在这感恩的节日里，诺贝尔奖真是要感谢这位天才的加拿大“村姑”。她让全世界热爱文学的人因诺贝尔奖高兴，为诺贝尔奖高兴。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只是颁发给个人的奖项，但是这一次，它毫无争议地属于文学，属于全世界。

　　门罗在第一次宣布退休之后又出版过三部作品，她的“食言”让读者受益。不知道众望所归的诺贝尔奖会不会让在四年前就已经接受过癌症治疗和心脏搭桥的门罗鼓足勇气，再度“食言”。让时间去回答这个问题吧。而我们可以翘首以待的事实是：门罗必须在今后的六个星期里写出她的“下一部作品”，她的诺贝尔演讲稿。这会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爱丽丝·门罗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部作品吗？

　　“我们的爱丽丝”，我们等待着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梦游文学的仙境。■

薛忆沩

　　薛忆沩，英美文学硕士，语言学博士。出版有长篇小说《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一个影子的告别》；短篇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不肯离去的海豚》 《出租车司机》《首战告捷》；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