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空气污染对公众的健康损害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这目前还是悬念,缺乏量化的证据。
环境健康学者的一个共识是,中国需要由官方出面,建设一个覆盖面宽广的空气污染健康监测网络,通过长期细致、严谨的监测,以初步厘清空气病的真相。
2013年10月28日,国家卫计委印发《2013年空气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工作方案》,提出将通过三至五年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掌握不同地区PM2.5污染特征及成分差异,了解不同地区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状况。该项目本年度即获得国家财政4300万元的投资。
这意味着,雾霾的健康影响研究终于迎来“国家队”。近日,执行该网络具体工作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下称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几位负责人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
多位环境学者认为,上述方案如果能得到严格落实,监测和分析方法如果科学、合理,那么三至五年之内,中国官方有望初步掌握全国空气病情形。
空气病悬念
已有的零星研究虽不权威,但足以说明中国空气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参与的世界银行相关评估认为,以PM10为指标的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导致35万至40万人过早死亡。
有中国学者参与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的中国部分显示,2010年中国有124万居民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其中61万为脑血管疾病,28万为缺血性心脏病,20万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4万为肺癌, 1万为呼吸道感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告诉财新记者,上述研究初步提示了中国的空气健康问题,但其实仅是一种评估,证据较为单薄。原因是国内的相关环境和健康数据较少,且难以较好对应。因此,国家投资支持大型的队列研究极有必要。
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前述“国家队”的负责人之一、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副所长徐东群表示,建立全国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的目的,就是要开展在中国国情之下的空气污染导致健康损害的队列研究。
在科学上,所谓队列研究(cohort study),是一种“从因观果”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尚未发生某种疾病或结局之前,对暴露于某个、或某些可能的危险因素的人群进行随访监测,观察其结局。
大多数的慢性病都是经历较长时间形成,借助队列研究,可以探讨危险因素或保护因素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同样,空气污染的慢性影响,也可以通过队列研究显现出来。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空气质量准则》,对PM10和PM2.5的年平均浓度和日平均浓度设定了准则值和三个有梯度的过渡时期目标值。这一文件随即成为空气质量的权威标准,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世卫组织权威的指导值并非纸上谈兵,一个个数字的背后,均有扎实基础研究作为背景。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经典的美国前瞻性队列研究。
1973年,哈佛大学在美国东部的六个城市选择了8000名居民,对大气中PM2.5浓度对居民死亡的影响进行了14年-16年的跟踪观测。研究结论证明,空气中的 PM2.5 的含量和人类正常死亡率有关,PM2.5 浓度增加,日常死亡率也会相应上升,尤其是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影响很明显。
美国癌症协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开展了另一项队列研究,于1982年至1998年期间跟踪50万名成人,覆盖全美50个州、151个大中城市。研究表明,PM2.5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 可使总死亡率增高4%、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高6%和肺癌死亡率增高8%。
这两项研究,成为美国空气污染治理决策的重要参考。然而徐东群指出,上述结论有重要参考意义,却并不能简单地适用于中国。
徐东群解释,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首先,由于污染来源与国外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的细颗粒物组分可能较国外更为复杂。其次,由于空气污染长年居高,中国人群的暴露水平显著高于国外人群,国外现有研究均在较低浓度范围内进行。第三,中国人群与国外人群在易感性上存在差异。
因此,除了现有以课题形式的小规模、短时间的研究,中国亟需持续多年的人群观察数据,这只依靠雾霾健康影响的队列研究。
徐东群表示,刚刚启动的雾霾健康监测网络计划用三年至五年时间,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并通过研究建立关联,发现易感性疾病、脆弱人群、主要污染物等,并根据发病情况,总结疾病发病的原因。
![]() |
| 本刊2013年第41期封面报道 “中国空气病”,聚焦空气污染引发的居民健康问题。 |
怎么监测空气病
徐东群介绍,根据工作方案,中国疾控系统将在雾霾高发的16个省(直辖市)选择部分城市,于2013年年内启动43个监测点。监测点将在三至五年内陆续增加,直至覆盖全国。
进入2013年监测名单的16个省份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贵州、陕西。
近年在空气质量排名榜上频频“垫底”的河北省,设在石家庄、唐山、保定三个市以及辛集(县级市)的七个雾霾影响监测点将于2013年11月底之前全部启动。
据《河北日报》报道,河北省疾控中心介绍,上述三个城市分别在雾霾较重和较轻的区域设置两个监测点,设在辛集的则是一个农村监测点。监测内容包括环保、气象、人口、死因等资料收集,以社区为基础的雾霾特征污染物及成分监测、敏感人群健康监测、人群健康风险评估危险因素及人群活动模式监测,以及以医院为基础的疾病监测。
每个监测点都将基于某一个社区建设。按照上述河北省的要求设立监测设施,收集空气污染和人群健康状况两方面的数据。
事实上,早在PM2.5时代到来之前,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就开始了研究雾霾健康影响的尝试。建立全国范围的监测网络的想法最早可追溯至2005年。当时,该所按照空气污染的类型选择了煤烟型污染的太原、化工型污染的南京和以交通污染为主的上海,并以青岛作为清洁区域对照。
2007年,由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原卫生部牵头,18个部委局共同出台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规划,其中要求建立一个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与健康监测,以分析环境因素导致的健康影响和了解环境污染的变化趋势。从那时起,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的监测点扩大到了八个。这些监测点以地方自愿为原则,日常运行依靠疾控部门有限的工作经费支持,因此开展工作非常有限。
2013年1月,持续大规模的雾霾天气覆盖了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6亿,空气污染成为环境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这一年,建设雾霾健康监测网络的计划终于获得了大力支持。
目前,各城市的选点工作正在进行,健康监测点所在的社区需要在环保部门的空气质量监测点的附近选择,人群不能少于1万人,并要求配有学校。
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方案显示,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块,一方面采集环境、健康数据,另一方面了解人群暴露在空气污染中的真实情况。
在环保部的空气监测之外,该网络将另设PM2.5采样,监测浓度的同时也对污染物进行收集、分析。同时,该网络将收集监测区域内空气污染监测资料、气象资料和居民死因个案资料,分析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对居民全死因、不同疾病的影响,从而估算空气污染所致的居民超额死亡数(率),评估其健康风险,并通过一定时间资料的积累,分析这种影响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从2013年冬季起,将开展人群的出行模式调查,并通过多次调查,了解不同地区人群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的空气污染暴露特征,为进行健康风险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空气室主任吴亚西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系列的问卷,以了解不同人群的出行模式和空气污染的暴露量,将来还打算在重要的几个监测点招募志愿者佩戴采样器设备,计算他们一天吸入PM2.5的量,得到最真实的暴露水平。
徐东群表示,监测网络期望能从不同区域中找出差异,包括PM2.5及其成分的差异,对人群影响的差异,找到易发疾病或者敏感人群。这样,相关部门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干预措施。
担忧与期待
学界固然对全国监测网络报有极高期待,但也有着诸多担忧。
最大的担忧是数据获取与使用问题。杨功焕表示,这个研究第一是获取数据的问题,是用环保部门的现成数据?还是自己再测一套环境数字?怎样收集健康数据?这些数据还必须得有清晰的标准和定义。然后就是如何把这两方面数据进行有效地关联,这方面挑战性很大。
“我们并不是从零做起,将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徐东群表示,开展空气污染健康影响监测需要利用空气污染监测数据、气象数据、死因监测、患病数据等,因此必须建立卫生部门牵头,环保、气象、教育等多部门协调的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卫生、环保、气象等部门已经建立的监测网络,逐步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
杨功焕对财新记者介绍,对卫生部门来说,例如传染病、死因监测等方面,都建立了较完善的全国性网络,但一旦涉及到环保数据,疾控部门并不占优势。
“环境数据对于他们来说将是个大问题。”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对财新记者表示,环保系统与卫生系统之间数据不能共享的问题由来已久,同样,环保系统的研究机构试图进行污染健康损害的研究时,健康数据的不透明也是他们最头疼的。
要想做研究,依靠环保部门公开发布的空气指数是远远不够的,吴亚西表示,不同地区污染物的成分差异,具体到某个监测点的具体数据等,只能再次设置采样设备进行研究。环境污染健康影响监测网络本应统筹各部门一起做,但目前的体制隔阂造成了各个系统都在单独作战。
学界的第二大担忧是钱够不够用?
徐东群介绍,201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4300万元,按每个监测点位100万元分配,随着监测范围和内容的扩大,后续投资还将进一步追加。
“今年财政收紧,现在是在不增加财政经费的前提下将这件事加进来。由于公众、政府对雾霾的影响非常重视,从别的项目挤出的钱。”徐东群表示,虽然资金仍不充足,但国家卫计委统一发文,使得全国各级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都加入进来,就使工作开展顺畅了许多。她相信未来的国家投资会继续,困难能够克服。
第三大担忧是监测和研究的结果是不是有较大可信度。有业界专家指出,将空气污染与健康关联,需要科学有效地排除其他众多因素,例如高血压、吸烟、饮食习惯等,需要十分科学周密的设计,否则可能经不起时间和业界检验。
学者对该监测网络提出的忠告还有,该网络应同时选取空气污染不严重的城市作为对照区,进行对照研究,并透明地发布相关数据,这样可以让该监测平台真正成为权威的全国性监测平台,并可为业界其他研究者提供基础的研究数据。否则,监测网络可能沦为部门性质的大型研究。
多年研究空气健康问题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则介绍,在卫生部门之外,环保部2013年也会启动一些空气健康领域的研究,投资也较大。
潘小川认为,隶属于卫生部门的中国疾控系统有着死亡和慢性病方面的数据优势。“希望他们最好能用国际上成熟的空间分析的方法,做一个中国空气污染健康地图,就像美国官方用大数据做出的全球PM2.5地图那样。中国的数据也应该可以做出国际水平的地图。”■
本刊记者王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