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家族办公室热潮｜特稿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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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戴乐，曾在亚洲一家投行工作，新冠疫情期间她在新加坡创业，瞄准了这里蓬勃发展的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市场。

“中国科技企业高速发展及期权激励机制，造就了规模化的新富阶层。在一个市值超过百亿、千亿美元的公司中，身家超过千万美元的员工可能达到几百人之多。”戴乐这两年往返于中国与新加坡两地，与中国科企“新贵”联系紧密，但“这些人尚未建立起一定的财富观，也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或暂时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管理财富，急需财富管理的相关服务”。

戴乐还指出，这一群体还有个“痛点”——公司上市后，原本在海外的资产如何“生根”和“枝繁叶茂”？这也是境外开设家族办公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两大财富管理中心，是中国“新贵”开设境外家族办公室的首选地。两地一早“嗅到”行业机遇和潜在丰厚利益，纷纷出台政策，争抢“新贵”们的钱匣子。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资金的竞争，更是企业家资源及营商环境的终极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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