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罗洁琪)“三年了,王宝洺的情绪一直不好,隔三岔五就催我问法院。可是,对方总是说,要请示领导,再等一等。”为王宝洺代理医疗纠纷的杨律师告诉财新记者,直到王去砍人,法院都没有正式开过庭,只是庭前谈话,有过几次质证。
9月15日下午4时许,54岁的北京草根书法家王宝洺在同仁医院将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砍成重伤,两小时后被警察拘捕。
在实施暴力之前,王宝洺一直寄望于用司法的途径解决他和同仁医院之间的医疗纠纷。
司法鉴定曲折
2006年8月-9月期间,王宝洺因嗓子不舒服,经亲友介绍医生徐文处应诊,被诊断为“喉癌”,并在徐文建议下进行了激光手术治疗。后来,王还去了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下称肿瘤医院)复查和就诊。
王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自己残疾,于2008年7月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索赔1700多万元。
王宝洺妻子告诉财新记者,王对肿瘤医院的治疗没有意见,之所以把它也拉进来,是因为同仁医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肿瘤医院在朝阳区,他希望能在朝阳区起诉,害怕东城区法院偏向同仁医院。
此后,法院委托东城区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是,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交给法庭的病历存在伪造、病程记录不全等问题,否认了病历的真实性。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不能组织鉴定,需要中止鉴定。
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之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
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而同仁医院辩称,尽管徐文的部分签名是补签,但是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伪。
就在病历的真实性上,双方僵持不下,而法庭对此也没有作出定论,所以,官司迟迟不能进入实质审判的阶段。
据了解该案的人士称,王宝洺的性格非常固执,他坚持认为,只要病历有涂改,同仁医院就应该输,就应该赔钱。他并没有分析病历的涂改对于官司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而他对该案的索赔数额也寄望过高,“显然是不懂法”。
开庭无期
起诉后,大概一年,由于法院迟迟不能确定病历的真实性,2009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出终止鉴定函。
2010年1月,东城区法院又委托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可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司法鉴定也陷于停滞。
该中心的负责人谢和平对财新记者称,若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存在争议,必须要法院通过质证,然后得出结论。最后,作为委托方的法院要向鉴定中心作出明确的指示,即依据哪些病历材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判断材料的真实性。
但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进展甚为缓慢。据了解,王的代理律师在王宝洺的要求下,也多次催促法院加快进度,但是,法院总说,“要请示领导”或者“再等一等”。
就在王宝明洺砍人的当天上午,在王的要求下,王宝洺的代理律师再一次致电法官。可是据她透露,对方说,如果王宝洺着急,“让他自己来找我”。于是,她就和王通了电话,转述了法官的意见。
王宝洺很平静地说,“谢谢你,费心了”。放下电话后,王对因头疼卧床的妻子说,“我出去一趟”。
当天下午,同仁医院血案发生。
财新记者于9月19日曾就此问题采访东城区法院,但是其外宣处的工作人员表示拒绝。
患者曾多方求告
王妻告诉财新记者,事后发现,家里厨房切菜的刀还挂在原位,不知道橱柜里的一堆旧刀是否少了一把。
王妻称,手术后,王一直想找徐文大夫问问,可是老找不到她,护士总是说她在忙。可是,偏偏那一天,被王宝洺碰上了。
王妻指着相册上的王宝洺照片说,以前,他是个乐观爱逗的人,可是手术后,说话说不清楚,官司又老下不来,回到家就叹气,有时候急了,还揍她。
她说,找同仁医院讨说法,人家说,去法院告吧;告到法院,三年多了,都还没有结果;到当地卫生局上访,人家又说,你告到法院了,和卫生局无关。“我们一个小老百姓,无权无势,都不知道找谁说去,说了,谁又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