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与改革家

受访者：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对话人：张剑荆 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2012年8月9日下午，首期财新《中国改革》读书会在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读书会。

　　张维迎围绕“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这一话题，阐述了自己的最新思考，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他还向《中国改革》的读者推荐了五本书。

　　财新《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张剑荆主持了这次读书会，并作为对话嘉宾，与张维迎交流见解。

　　主持人：中国各级政府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但我们也注意到，围绕改革的争论还是比较多，老百姓对一些部门和领域的改革，还有意见。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改革的步子太快还是老百姓的要求太高？

　　张维迎：首先问候大家一下，《中国改革》杂志可以说是当年体改委留下的一份遗产，希望以后越办越好。

　　刚才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讲，也许十多年前是对改革不满，但现在我理解更多的是对不改革不满，正是因为改革在一些领域逐步停滞甚至出现倒退，使老百姓产生了不满情绪。

　　主要问题出在，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上存在问题，在满足老百姓需求的方式上有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用再分配的方式，还是创造财富的方式？如果是在分配当中，又有腐败，那大家意见就会更多。

　　俗话说，“穿衣吃饭论家道，擦脸抹粉看人样”。就是说，你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取决于你的家庭收入状态；应该打扮成什么样看你长的是什么样。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你过高地给大家做一些许诺，而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的话，这也会引起好多人不满。为什么大家不满意？我想，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所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非常重要。

　　主持人：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分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围绕改革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你在刚出版的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改革的进退得失。前面我们提到人们对一些部门和领域改革倒退有意见，请你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张维迎：从2004年开始，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新情况，这包括我们一般讲的所谓“国进民退”，还有政府出台的倾斜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企业进入一些领域的管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投资比例和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例，有一些地方，比如山西，煤炭行业实行了国有化。

　　这一切跟老百姓的意见有什么关系？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找到了方法解决他的不满的话，他的不满就会降低。但是，如果思维方式不对，他可能会越来越不满。比如说，政府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老百姓自然就更不满意。

　　现在很多老百姓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与腐败有关。腐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部分人有特权，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不公正。同样做企业，去找政府关系、贿赂官员的人可以很快赚到很多钱，而勤勤恳恳、为老百姓服务的企业赚钱非常难。一些民营企业也赚钱但仍然不满，因为他觉得这样赚钱不公平。有的人赚得多不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能力高，不是他更勤奋，而是他去讨好官员，有政府关系。

　　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就更不公平，凭什么少部分人可以赚那么多钱？如果市场相对公平竞争的话，我相信老百姓不会有那么大怨气。李彦宏、马化腾也很富有，但我确实没听到多少人抱怨他们富有。腐败自古以来就有，我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与一些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讲过，只要腐败增长的速度低于GDP增长的速度，这个社会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一方面有不满，另一方面财富在增加。

　　这几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尽管我们GDP的增长速度还是蛮快的，但是，它已经没有办法掩盖或者平衡由腐败增长带来的问题，而且腐败现在还有一种加速度的现象。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真正改革体制，腐败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主持人：我知道你对凯恩斯主义是有看法的。但凯恩斯有一本书，叫《预言与劝说》，比较恰当地描述了经济学家承担的社会角色，经济学家要不断地对未来做出预测，要劝说政府、劝说老百姓。首先，假设下面坐的都是老百姓，你如何劝说他们支持改革？

　　张维迎：首先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财富只能来自生产、只能来自创造，而不可能来自分配。如果我们按照市场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去追求幸福，那你就必须给别人创造价值。

　　我们每个人有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脑子里总想着怎么去再分配，最后我们就会要求政府给我们一种再分配的方式，而政府怎么能做到再分配呢？一定是靠权力集中。而从历史上各国的情况来看，如果老百姓脑子里想的都是平均主义，满足平均主义惟一的方式就是权力更集中的政府。

　　还有就是我们对企业家的看法。中国社会面临着不确定性，怎么去判断未来？我们需要那些有能力、有远见卓识的人，这类人其实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人有个特点，就是想占别人的便宜，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我们都想占别人的便宜，那财富最终怎么来？谁会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大家都去偷、都去抢，到最后对谁都不好。

　　所以，每个普通人必须明白这些道理。大家一想到什么东西都喊政府、政府，这确实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我们以为政府花钱对老百姓是免费的，但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每个人都希望吃免费的午餐。别人请你吃饭，你脑子里还觉得欠他一个人情，而政府请你吃饭你脑子不会有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就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觉，财富可以不劳而获，世界是有免费午餐的。

　　最后这个关系就完全颠倒了，本来政府是老百姓养活的，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好像老百姓是政府养活的，我们每次涨工资、分房子都要感谢政府，为什么？因为经济关系的本质已经被掩盖了，造成一种错觉，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竞争花钱，而不是竞相创造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点，无论作为个人、作为整体，只有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每个人才能有希望活得更好。

　　怎么样才能创造财富？前提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都能够得到保障。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自由，当我们说到“市场”两个字的时候，它本质上和另外两个字是一样的，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主张自由的话，就应该认识到，只有在市场的情况下你才能真正达到自由。

　　主持人：所以你一直都在呼吁按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其他逻辑办事。

　　张维迎：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提到“仇富”心态，为什么大家不仇视李彦宏、马化腾？“仇富”里面有一部分因素是来自我们的体制导致的不公平，也就是有人用大家不认可的致富方式来致富。

　　有些垄断国企攻城略地，没有人能阻拦得了。有些重要产业规定只有国有企业能做，民营企业不能做。还有民营企业。有些民营企业不是通过讨好老百姓，通过伺候普通人来赚钱，而是通过讨好官员来赚钱，所以，他赚的钱实际上也是财富的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还有一类，是具有特权的人办的企业，比如你要办个投资公司，有人就要占股份，因为他有政府的关系。所以这都类似于强盗逻辑。这种逻辑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主持人：一个网友听说了这个读书会，委托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曾经说过，上世纪80年代，是理念压倒了利益，而现在则是利益压倒了理念。他想请你解释一下。另外，刚才你劝说老百姓要支持改革，现在请你再劝说一下利益集团，如何说服他们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张维迎：劝说利益集团是比较难的，不是我的能力能达到的。大家不要以为利益集团现在才有，不要以为阻碍改革的力量现在才有，“文革”结束后刚开始推行改革的时候，阻力也很大。但为什么改革能推进呢？因为有邓小平、胡耀邦这样有坚定改革理念的人，这些人的理念战胜了一个个阻力。这跟领导力有很大关系。

　　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 再比如沿海的开放，也不是简单的事。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广东比较早的一批领导人，如习仲勋，都是有很强的改革理念和领导力的人。

　　我们怎么说服这些既得利益者？实际上，历史上好多改革当中，有不少既得利益者积极推动，甚至成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早期起来干革命的人，多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富农、政府官员家庭。这些人为什么要闹革命呢？是由于他们的观念，不是既得利益。中国的妇女解放，旧社会缠脚，让妇女放开脚的人不是妇女自己，而是男人。再比如美国的黑人解放，领导人绝大多数是白人，不是黑人。

　　所以，千万不要完全按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变革，如果那么看的话，就会走进死胡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个零和博弈，没解的。特别是处于重要位置的人，要有改革的理念才能推进改革。一个人要抵得住利益的诱惑是很难的，为了利益放弃理念的人，我们说是“出卖灵魂”。

　　我们怎么说服既得利益者？有很多种理论。首先一点，大家谈到政府时，首先要有一个观念，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要让老百姓活得更好、更自由、更幸福，没有其他的目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包括政府官员。其实，这就是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政府不要有自身的利益，政府的利益都要拿老百姓的利益衡量，上世纪80年代好多的改革都是按照这种理念推进的。

　　大家会觉得我说的有点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政府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要为你着想？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体制弊病，其实对政府官员也不好。华盛顿，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又过了6年当总统，这段时间没有总统，他当两届就不干了，回去种地去了。他为什么不当国王？那时候可没有民主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皇帝或者国王，就是因为他有一种改变这一切的理念。他至今仍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总统。

　　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对大人物是这样，对一般官员也是这样。你看现在一些贪官，其实是有特权没人权。特权就是，你可以不守规矩，你可以获得老百姓不能获得的好处。人权是什么？人权是对自由、安全的保障。有特权没人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有今天没明天，今天可以耀武扬威，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明天就可能突然下台了、被“双规”了。但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如果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他们还能这样吗？

　　我希望大家逐步地认识到，保护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或者特权、人治大于法治，最后对每个人都是不好的。伟大的人物就看到了这点，所以邓小平复出后就废除了终身制。邓小平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而在中国，他是最伟大的。他也是所有未来中国领导人学习的榜样。

　　主持人：最后，我想让维迎教授谈一谈，未来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排个序的话，你怎么排？

　　张维迎：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还有没有改革的空间？还有。但是，这个空间已经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大了。

　　空间在哪儿？首先是国有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占整个工业部门资产的比重比产值的比重大概高12个百分点。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即使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也是能够增加财富的。我们上世纪80年代做过、90年代做过，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能做了呢？

　　还有，我们可以废除很多审批。整个改革你也可以理解为不断地废除审批的过程，原来价格都是由国家定的，现在很多不是了，但现在仍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可做，像金融的自由化，使得民间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创办金融机构，等等。

　　但确实有个问题，由于既得利益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即使搞也会被扭曲。好比说民间成立金融机构，弄到最后，可能都是有关系的人成立的，普通人找不着关系还就成立不了。中国有一些银行是私营的，但50%以上的股票是被有特权的人持有的。有特权的可能没有出钱，但他可以拿到批件，所以别人就愿意给他这个股权。

　　我还是这样认为：未来30年，前15年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建立法治社会，也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组织可以超越法律。这样，我们的人权、自由才可以得到保证，企业家创造财富就更充满信心，因为他不害怕被人掠夺。

　　再下个15年，我们可以参照一下英国历史。英国大概在19世纪初期之前建立了宪政制度。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1300年英国议会的建立，一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这个过程一直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斗争，最后形成了宪政制度，就是把国王放在法律之下，原来国王是超越法律的。

　　1832年，英国的选举权扩大到男性公民的14.5%；1867年又一次改革，选举权扩大到公民的60%；1918年，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1928年，所有的妇女跟男人一样获得了同等的选举权。这是个很长的过程。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人类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参照系，人类有好多共同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违反的。所以，如果你问我未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法治的建立。当然，这需要很强的领导力，任何一个改革没有很强的领导力是没有办法实施的，是没有办法推进的，这可能是中国下一步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杜珂、岳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