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社监委委员称将无偿履职

　　【财新网】（记者 蓝方）2013年6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红会社监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其上半年的工作情况、下半年的工作计划，以及重查郭美美等重大事项进行通报。

　　红会社监委，是红会经历“郭美美”风波后力图改革的措施之一。红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对其社会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以期重塑公信力。该机构在2012年12月7日成立，在半年时间里，除了完善自身的一系列制度，主要对红会的日常工作、重大舆论事件以及芦山赈灾进行了监督。

　　今日发布会披露，半年内红会社监委委员受邀或主动参与红会各项活动达100多人次。在推进红会综合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及社会捐款捐物管理体系、公众投诉体系、项目评估体系、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为红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然而，在芦山赈灾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委员提出了“重查郭美美”以重塑公信力的建议，并针对公众对红会的频频质疑积极“辟谣”，被舆论视作红会的公关部、内部人，诸位委员亦陷入公信力危机。

　　今日的发布会由北京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伟民、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袁岳四位委员代表出席，针对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监督怎么做

　　对于“重查郭美美”的提议，黄伟民介绍，由于有关部门联合调查组已有明确结论，因此，在6月9日的社监委年中会议上，委员们表决决定，将建议红会协调相关部门，对新发现的证据进行调查。“欢迎单位个人提供新的证据。”

　　对此，金锦萍解释，尽管红会社监委的章程规定，红会社监委“可根据需要自行对涉及红十字会的重大事项进行调查”，但真正的调查需要法律授权，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以使调查对象配合。红会社监委并没有这样的权力。因此，只能“建议红会协调相关部门调查”。而要公权力机关重启调查，就必须要有比2011年的调查更进一步的证据。

　　那么，此后若再发生类似于“郭美美”的舆论事件，红会社监委又将如何调查监督？

　　袁岳认为，类似事件的发生源于红会本身不够透明。红会社监委的工作重点，不是去调查郭美美，而是要构建一个相对专业的防范体系，防止出现更多可能的事件。

　　他强调，红会社监委的委员们都是专业人士，但并不擅长侦察工作、不擅长挖掘内幕。委员们擅长的是从各自的专业，帮助红会构建科学的体系，以防问题出现。

　　金锦萍认为，在讨论红会的监督体制时，人们常常会用到社会监督、媒体监督这样的词汇。而公众、媒体到底应该怎样监督？在她看来，红会社监委事实上是一个制度的“拓荒者”，责任就是搭建平台和机制，为各个层次的监督提供依据、措施。

　　她举例，刘姝威委员作为财务专家，能够帮助红会完善会计、财务监督体系，这是红会实现信息公开的前提，信息公开则是社会监督的基本条件。“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一种意愿，更是一种能力。”如委员袁岳，致力于推动红会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实现项目流程监管，其作用和效果都将大于结果监管。又如她本人研究非营利组织法，发现红十字会法非常粗糙，对红会本身的治理结构、标志使用、信息公开、与政府的关系、与分会的关系等，都没有明确规则。“没有立法保障，怎么确定监督主体的权力、职责？怎么判断某种行为的合法与否？”

　　杨团强调，通过半年来的运转和调整，红会社监委各委员已达成共识，红会社监委不是要做简单的个案监督和调查，而是要成为公众、媒体与红会沟通交流的“专业桥梁”。他们将搜集公众的疑问、披露相关信息，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为红会改革形成专业的建议方案。

　　为此，红会社监委将建立不定期的信息发布制度，根据社会公众的需要，与媒体保持通畅的交流，“共同建设互动的专业性、建设性的平台。”

　　如何保持独立性

　　针对公众对一些委员与红会存在利益关联的质疑，几位出席发布会的委员再次进行回应。

　　此前，金锦萍被质疑“身份重合”，即她同时担任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理事与红会社监委委员，而红会是红基会的业务主管部门。

　　金锦萍介绍，自己在2010年9月成为红基会理事，但她是以志愿服务者的身份参与理事工作。在受邀加入红会社监委时，她也曾担忧红基会理事的身份是否会影响她对红会的监督。但再三考虑后，她认为，自己在两个机构都是志愿服务，并没有获得任何利益，不存在利益输送，也不影响自己的独立性。同时，由于参与了红基会的理事工作，她更熟悉红会的内部运行，实际上将更利于其在红会社监委履责。

　　另一名出席发布会的委员袁岳，也是被质疑“利益关联”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公司曾承接红会的评估项目并收费6万元。袁岳强调，这一“关联”，并非被不体面的曝光，而是红会自评报告中对外公开的内容。他的团队为红会提供的服务，是帮助红会建立自评的评估体系，而自评是推动红会走向独立第三方评估的第一步。袁岳介绍，自己机构所收的费用，已低于工作成本。但事后考虑到自己所担当的社会监督委员这一角色，以及公众对这一角色的期望，他承认自己对“利益关联”的考虑不足。在反省之余，他将款项退回红会。并承诺，未来他本人及团队为红会建立评估机制提供咨询时不再收费，他的机构也将在三年内不承接任何红会相关项目。

　　黄伟民介绍，在6月9日的会议上，针对网友的质疑，委员们对自身的行为准则进行了讨论。据他们了解，红会社监委在成立时，红会主要从专业背景、社会公信力、热心公益的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尤其是专业匹配的需要，最终选择了传播、医学、救援、法律、财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了红会社监委。这些专家，有的参加过红会课题研究，有的为红会提供过咨询服务，但绝大部分人在担任委员时，课题研究和咨询已经结束。为确保独立性，委员们达成一致，在担任委员期间，志愿从事监督工作，不获取任何报酬。鉴于社会公众对可能涉及的利益关系的敏感性，委员们通过了一份行为守则，明确在担任及离任委员一年内，不得参与任何红会委托的项目、不得向红会提供有偿服务。

　　不过，尽管委员们不从红会获得报酬，根据红会社监委章程，委员们履行监督职责时产生的经费，则由红会“保障”。黄伟民解释，按章程，监督工作的必要费用由红会承担，当红会社监委同意对某一事件启动独立调查后，红会将据实对费用予以报销。

　　袁岳补充，“这是规定，”但实际上，委员们到目前为止“只吃过两顿盒饭”。袁岳认为这背后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监管的成本究竟由谁来支付。他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类似监督机构的工作基金是独立募集的，“社会捐一部分钱，就是要你们来看住红会”。例如捐赠人向某个机构做出捐赠时，拿出其中的5%－10%给独立第三方来进行评估。

　　而在中国，这样的做法远未被捐赠人接受，不仅红会，很多非公募基金会的项目都没有评估。“监督不能仅是看热闹的监督，专业监督有成本，而成本要怎么解决？”他认为，尽管目前委员白岩松捐赠了5万元作为红会社监委的运作经费，但下一步的成本机制如何安排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目前，社监委并非独立法人，没有独立运行的费用，乃由红会邀请设立，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

　　杨团认为，红会社监委的独立，是指每一个专业委员是独立的；委员会的讨论是独立的；工作方式不受红会干涉，也是独立的。

　　但有一些独立监督当前确实做不到：红会社监委并没有会员代表大会的授权去监督理事会；理事会没有义务接受红会社监委的监督质询。

　　杨团强调，红会社监委的地位，仅是红会执委会邀请设立的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而执委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对红会理事会的监督，需要重新建立监事会的制度。当前权力结构的设计，限定了红会社监委的权能，“更应该做的事是搭建平台，充分与社会公众互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