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后，后人将如何评说我们的时代？姑且不论经济成败与政治得失，有一点是肯定的：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生态环境是在我们的时代急剧恶化的，清澄的水源和美丽的风光一片片消失，我们将在坟墓里，听凭后人怒骂与怨恨。
其实，环境问题早就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1978年12月邓小平即建议制定《环境保护法》。上世纪80年代，保护环境成为基本国策，90年代可持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环境状况仍然在“整体恶化”？最近，云南抚仙湖事件再次敲响警钟。云南省2007年颁布实施《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但最近媒体调查发现抚仙湖边的违规项目林立，污染与破坏严重。法律显然失效了。法律为什么不能保护抚仙湖？背后的推手是怎样强大的力量？
抚仙湖事件首先涉及旅游发展规划权的滥用问题。2008年云南设立“抚仙湖－星云湖生态建设与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规划远景是“一流的国际湖泊型康体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该规划是如何出台的？如何越过了环境保护的红线？应当追问与深思。旅游业一直是生态环境的大敌，旅游发展规划应当基于环境保护的规划模式，使旅游业与环境构成共生关系和协同关系，才能保护环境，保持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编制的旅游发展规划，大多不是基于环境保护，而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旅游发展规划。
在我国关于环境规划与旅游规划的立法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环境规划法》长期缺失，而2012年4月通过的《旅游法》则专设一章“旅游规划与促进”，其中规定，“旅游资源丰富的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旅游主管部门主导起草的《旅游法》草案曾引起异议，最大的担忧是，“旅游规划”的权力是否会被地方政府滥用？虽然《旅游法》作了原则性规定：“旅游发展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和文物等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相衔接”，但“衔接”的措辞，似乎表明：旅游发展规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规划。至于与其他规划相冲突时如何“衔接”，则无具体规定。其实，如果其他规划尚属空白或粗略，旅游发展规划实际上就成为主导性规划了。抚仙湖是一个珍稀而脆弱的生态系统，玉溪市大胆通过必然对抚仙湖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的开发规划，个中缘由是什么？GDP的冲动是一个原因。GDP的冲动是一剂迷魂药，让政府失去理智，失去判断；GDP的冲动也是一个可怕的吸血鬼，破坏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青山绿水。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所谓旅游项目实质上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甚至是被禁止的房地产项目。狸猫换太子，说明资本力量的强大，资本突破法律的限制，已历练成精。实践中，房地产项目有太多的掩盖和化妆手段，躲避审批与监管，或以养老产业为招牌，或以旅游项目为招牌，立项建设，然后再处心积虑设计销售方式，如有土地性质的根本障碍，手段则更为缭乱，或以公司股权形式销售，或以共有份额形式销售，或干脆以小产权房形式销售，林林总总。
在抚仙湖试验区中，资本的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说明权力与资本的联盟已如水乳交融。突破审批与监管，实非资本独角戏所能实现，必然是官商勾结的结果。在中国式监管中，猫和鼠共同上演“二人转”已不稀奇，并且出现“禁止-规避-叫停”三步走式的监管周期，在时间差中为违规行为放行，相互体谅，相互配合，互利互惠。
对于抚仙湖事件的处理，如果真正依法，应当做两件事：一是取缔违规项目，二是对相关官员应当重处甚至免职。但是，这两项都不会做到。
首先，事发之后，政府必然作秀，而不根本解决问题。6月8日，玉溪市委、市政府召开抚仙湖旅游项目建设现场整改工作会，要求采取措施规范项目建设行为。言外之意是，项目并不违规，只是建设行为需要规范。
其次，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将保护涉案官员。关于问责，即使央视的报道，最后的话也软了。记者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像类似抚仙湖的保护眼下最重要的还不仅仅是问责的问题，而是对资源所在地区如何补偿”云云。听起来，央视很纠结，似乎是在妥协之后，说出这段画蛇添足的话。
抚仙湖地位特殊，政府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在贱卖珍稀的生态资源，普通地方官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明背后应有更深的内幕。仅以GDP冲动和官商勾结之通俗理论解释，显然将其简单化了。在官场错综复杂的棋盘上，有时，GDP只是一个幌子，地方官员巴结的或者臣服的，是一些大权力与大资本相结合的产物，它将使法律失效，使一切权力制衡机制失效。所以，在类似案件中，将无法问责地方官员，因为他们只是马前卒而已；游戏将只是停留在曝光、作秀，然后就是漫长的空白。当观众慢慢散去，游戏不了了之，而污染则成为现实，抚仙湖将只是一个地理名称，美景与清水将一去不复还。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治还是法治？专权还是民主？这是一个事关环境保护的千秋万代的大问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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