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并购的中国体制特征

　　2011年底，普茨迈斯特向多家中国企业表示了出售意图，但要求中国企业对中国政府保密，不得向政府申报项目信息。两家中国企业在此项目中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中联重科按规定向发改委作出项目信息申报，并最终获得了发改委的确认函（中联重科在对此事的公开声明中称，它在向政府提交项目信息申报时，并不知悉德方的保密要求）；三一重工则没有申报，而是与普茨迈斯特达成了独家谈判的约定，并最终签署了收购协议。2012年4月，中国发改委选择批准了三一重工的收购，在两种策略的对决中，三一重工胜出。发改委的决定可能考虑了此项收购的国际影响和目标公司的质量，但政府规定被市场主体联合规避，难免令人对这项规定在将来是否会被严格遵守产生疑问，也暴露了中国政府部门选择性执法的倾向。

　　影响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第三个显著的体制特色是中资银行的参与。中资银行为许多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提供了大量资金，使得许多中国企业得以进行远远超出其财力的并购。但在国外人士看来，仅根据交易本身的风险和回报分析，往往难以理解中资银行所愿意提供的贷款规模及其低廉的成本，所以有人进而将此解读为中国政府对一些并购交易的扶持和补贴。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体制上的差异，一项投资是否超出了正常的商业目的，乃至反映了国家意志和战略，有时很难评判。中国政府习惯于在经济中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并对其属意的经济实体（如国有企业）给予帮助和扶持，包括为之提供低廉的贷款。这些行为表现在对外投资领域，往往只是体制惯性的自然延伸，而未必包含什么深层次的企图。当然，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下为低廉的银行贷款付出代价的是储户。在国内经济中，低廉的银行贷款可能会扭曲企业行为，造成过度扩张甚至全行业的产能过剩；在跨境并购中这同样也会产生扭曲效应，促成一些没有经济合理性的交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也高速增长。对此许多发达国家一方面认识到这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帮助就业，但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投资仍然戒心重重，对中国投资背后的目的抱有很大疑虑。中国跨境并购的上述体制特点（国有企业的角色、审批制度和中资银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疑虑，不少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也因此受挫。

　　中国企业进行跨境收购时，必须高度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采取积极手段化解矛盾和风险。为此，中国企业应加强与目标公司员工、社区、政府和媒体的沟通，解释交易的商业目的、交易完成后的打算（如是否会裁员），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中国企业还可以邀请在东道国有一定影响力和地位的机构（如股权投资基金）来共同投资，进一步减轻东道国方面的疑虑。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则应该尽量缩短交易审批时间，简化审批流程，加强审批的透明度及其结果的可预见性。而且，审批应集中于交易的法律合规性，避免干预交易的商务约定。另一方面，政府在审批中应维护制度和法规的权威和严肃性，有法必依。

英文相关报道参见：http://english.caixin.com/2013-07-09/1005536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