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常识的“克强经济学”

　　【财新网】（财新专栏作家 吴谦立）但凡以某领导人名字冠名某经济学，并不是说经济学由此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而是由于他的做法一反前人，屡屡失望的大众从他的政策里面隐约看到了一线曙光，由此命名以寄托希望。

　　所谓“里根经济学”其实只不过是美国极右派想法的实践，其理论依据在经济学界也只有少数立场极右的学者认同，但它是在越南战争、尼克松水门事件、营救伊朗人质失败，以及第二次石油危机陷整个西方经济于衰退和通货膨胀之中后实施，时值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前所未有的低迷，因此当里根提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因而要降税、缩小政府规模时，不由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所谓“安倍经济学”基本上是老调重弹，而且其关键性的“第三支箭”——企业改革，迟迟未见踪影，但因为这是在日本经历了两个十年的停滞不前之后，政府一改以往羞答答刺激经济的做法，这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做法至少短期内可以给人一种鼓舞。

　　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总理，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又在毗邻香港的广东工作过很长时间，因此思想开明，了解体制弊病又拥有行政手腕。据说他极其聪明，手下人汇报工作时，常常是部长们还没有听懂，他已经抓到了要点，还得倒过来给部长们解释。正是那个年代，中国启动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那个时候，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

　　上世纪90年代的总理在形象上是一个强势总理，是“我党少数几个真正懂经济的同志”。在他任内，推动了诸多微观层面的具体改革，比如中小型国有企业打破原有铁饭碗机制，改变了集体吃国家大锅饭，个人吃集体大锅饭的局面；同时大力对外开放，以加入WTO来倒逼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后来者可以进一步享受改革红利。虽然他做事常流于行政手段，但是形象廉洁、意志坚强，为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

　　和他们相比，新总理既学习过法律，又研究过经济学，还毕业于曾经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传统的北京大学，自然让人浮想联翩。更何况前几年就传出的“克强指数”，说明他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观察，在民众绝望情绪不断蔓延的今天，“克强经济学”一词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为使后面的讨论有意义，首先说明一下我对“克强经济学”涵义的理解。根据新总理当选后在记者招待会以及后来几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功能，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削减政府开支，约束政府权力，通过推进全面改革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总之，就是要降低政府在经济运转中的地位，推动民营资本进入传统的垄断市场以提高竞争。如果这样的理解是对的话，那么新政府的施政方向值得鼓励和期待，因为这一切都代表着经济政策更加符合常识。

　　说这是回归常识，绝无任何贬低之意，君不见三十多年前揭开改革序幕那革命性的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给农民不就是回归常识的做法吗？对比1978年前的三十年实践和之后三十多年的成就，我们很容易发现，只要政府赋予民众足够的经济自由，这一制度创新本身就能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三十年前的中央就一再提倡“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只是后来这些口号不再提了，渐渐被人遗忘，但是政府强力介入经济运作的传统倒是保留下来了，其指标之一政府收入占GDP之比又回复到三十年前的水平，超过了22%，其中中央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更是远远超过了三十年前9%的水平。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官员腐败空间更大，也使得国有企业一再得到不应有的照顾，乃至今天出现大幅度的国进民退。正是因为政府介入经济太深，才会出现一系列眼下的矛盾。

　　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初衷是仅仅在少数重大领域里面保留一些国营企业以维持国家根本命脉，然而事到如今已经演变成为国有企业独占垄断地位——不仅依靠这种垄断获取超额收益，而且排斥其他企业的竞争。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性，他们效率低下，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可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却只能苟延残喘，更谈不上发展，这就是今天大学生就业难在企业制度方面的根源。

　　国有企业的垄断，以及民营企业的艰难，加上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享有国家隐性担保，自然使得银行倾向于向他们贷款，成为银行积极争取的客户，得到的贷款利率也相对较低。大量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却因为贷不到款而苦苦挣扎，甚至面临关门的危机。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扼杀了民间企业家的生存空间，已经危及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为了保护这些国有企业，资金的价格------利率也被政府设定在均衡价格之下。因为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商业银行也大都是国家控制。为了保护这些银行的利益，存、贷款利率都是无法由市场决定而由政府人为地压制，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自然远远大于供应。为了追逐利润，银行必然想尽办法追逐制度套利，这就催生了影子银行的诞生，而且只要利率处于均衡价格之下，影子银行就必然一直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屡次宏观调控都很难真正地把信贷发放量降下来的原因。

　　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必然造成银行贷款呆帐的上升。为了弥补这些损失，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不断加大信贷供应量。中国M2年增长率一直超过15%，远远高于中国经济实际的、甚至潜在的增长率。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每年信贷增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30%。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每年担心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怪现象只会发生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大量货币的发放造成价格节节攀升，由全民隐性地补贴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股票市场上面，我在前面的文章里面就说过中国的股市乃是为了“帮助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设。由于实施的是审核制，国有企业远比民营企业容易上市。但是他们上市后总是资产回报率大跌，财务损失大幅上涨，使得股票市场已经成了普通股民的伤心之地。但是实业投资又无利可图，同时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普通民众要想把资产往海外转移殊属不易，手里那点钱为了抵销通货膨胀的侵蚀，只能流向房地产市场(当然，最近又多了一个黄金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存在所谓的“刚性”需求。

　　政府权力过大必然造成政府公务员队伍不断壮大。国家公务员局最近公布了一组数字，从2008年至2012年底，四年间全国公务员数量增长近50万人，已经达到708.9万。正因为政府权力过大，国有企业阻碍了普通民众的生路，造成了收入的两极分化。这个分化不仅不利于政府一再想实现的由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还表现在基尼指数早已突破危险的标准水平，更催化了社会的不安定。试想在这个普通民众纷纷沦落为各种＂X奴＂的国家，公务员的幸福指数却居于最高值(根据广东的调查)，怎么会不刺激人们的仇官心态？

　　新总理上任以来就宣布机构改革是新一届政府要办的第一件事，要求部属限期完成职能转变的各项任务，并且发誓绝不能“换汤不换药”。在目前各种矛盾交结的背景下，这个宣誓令人耳目一新。上任不到百天，虽然大部制改革不如预期，但是中央政府据报道已经取消和下放了行政审批164项，与他曾经承诺在本届政府内取消和下放近600个项目的目标相比，已经完成近30%，速度可谓高效，似乎进一步给人以期待。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审批权力下放或取消，这些取消能否真正发挥正面作用也有待观察，但是毕竟迈出了正确的第一步。但愿这些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下放，确实起到了中央行政体制改革的效应，至少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重心将真正转向宏观管理的改善和加强。

　　真正让人深刻领会到存在“克强经济学”的是最近银行间利率市场的波动。由于利率低于均衡价格，商业银行为了追逐利润，多年来已经习惯了把资金池的钱转移到表外，从事投机活动，赚取超出垄断利润之外的利息收入。据言，目前每3元新增长的货币供给，就有2元流向资产泡沫，而且可以预期随着更多杠杆工具的涌现，这一比例只会继续上升。在眼下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50%的情况下，一旦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其损失可能是史无前例的。近来由于市场对美联储降低量化宽松政策规模的预期，热钱开始撤离中国，加上可能的季节性因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出现短缺。自身其实很脆弱的金融系统照例开始给人民银行施加压力，要求注入足够流动性，以继续维持以钱滚钱的游戏，若央行填补资金的空缺，那只不过延迟杠杆泡沫的破灭，而且会进一步加剧道德危机，将整个国家置于金融崩溃的巨大风险中。这正是过去反复上演的戏码，每次出现资金紧张的担忧，有关经济崩溃的言论就会充斥喧嚣尘上，从来看不到有人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实际行动以减少对流动性的依赖，这似乎说明中国的投机性泡沫已经相当程度上挟持了实体经济及中央政府，将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造成威胁。这也表明目前的银行体系已经陷入巨大的困境。面对商业银行(几乎无风险地)追逐利润的天性，其监管体系却基本延续以前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令人啼笑皆非地出现金融过度自由化和金融抑制同时存在的乱局。

　　出人意料也令人惊喜的是，今年6月当老戏开始重演时，人民银行一度似乎无动于衷，商业银行的投机行为无论是从口头上还是在市场上都受到警告。中国银行间市场利率因此最高超过了13%，债券市场上新债发行也遭受冷遇，通过银行间市场向企业发放隐蔽贷款的行为明显受到打击。中国金融市场中出现的戏剧性局面，似乎标志着中央有意尝试限制信贷过度增长以及规范银行操作。新总理不仅明确驳斥了用新一轮刺激方案来对抗经济放缓的观点，还明示进一步刺激的空间有限，而且不管如何刺激，都将引发新的风险和问题。相反，他指出应该进一步依赖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成本低廉的信贷资金不应再被用于投机，多次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同时，银行业监管部门受命出手整顿金融系统当中存在的冒险行为。这似乎是要以金融手段，通过市场的调节让资金流向真正具备生产力的地方，恢复经济结构平衡，同时开始解决银行体系目前的乱局。

　　这样的改革要取得永久性成功，一个关键部分是必须逐步实施利率市场化，否则就只是又一次用行政手段干预商业银行的行为而已。利率市场化需要最终取消支付给银行储户的利率上限，而正是这一利率上限造成了多年来大部分时间里的低利率环境。因此，希望中国货币市场近期发展传递的背后信息是，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利率改革正在来临，最终实现利率回归均衡水平。尽管国企改革似乎还没有明确列入领导人的改革议程，但利率自由化或许可以逼迫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最终实现信贷在市场的引导下，将进一步流向中国资质更优、信用更好的企业，真正实现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不仅如此，我们还期待“克强经济学”在各个经济领域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真正做到政府把不该管的事全部放权给市场，把自己从实际操纵经济的机构变成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茁壮成长；看到以后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不再奢谈“共和国长子”的权利，而是哀叹经营之艰难；更希望看到发改委不再那么吃香，至少不再出现它的一个处长就可以让副省长不敢反驳的怪现象。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个改革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使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全部完成，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能否在开局顺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还有待观察。可记得，十年前不也短暂出现过新政气象吗？

　　自两千多年前秦建立统一的王朝以来，中国的政治就是官僚政治，中国的文化就是官僚文化。两千多年来，曾经出现的几次变法最后失败大都源于既要改革官僚体制、剥夺官员的一些特权，又要依赖整个官僚队伍实施改革措施、维持政府运转这一根本性矛盾。目前的改革同样面临这个矛盾，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那样，整个体制能否顺利地适应乃至推动改革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几次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机构越改越臃肿，人员越简越庞大。五年前，现任总理进入常委会后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改革国务院的行政体制，实现大部制，最后虎头蛇尾，即使是“一正四副”这个简单明了的规定也只是在少数几个部门真正做到。

　　更何况目前中国的政府组织体制迥异于西方，如果硬要归类的话，大概算是双首长制，总理大致类似于内管家的角色。中国总理扮演的角色是协助最高领导人去推动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是国家的首席执行官，“经济总理”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因此，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恐怕寸步难行。面对来自各利益方的重重压力，新政府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所需要考虑的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作出的每个决策、采取的每个行动，表面上是经济议题，实际上永远都是一个政治议题，因此经济改革实际考验的是决策者政治蓝图的走向，以及是否具有更为坚毅大胆的政治决心。

　　不过，正因为其艰巨性，大家才对“克强经济学”充满期待。因为面对目前中国如此复杂而艰巨的形势，如果听任拖延下去，各种矛盾只会不断累积、激化。一旦危机总爆发，“克强经济学”恐怕就要变成“克难经济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