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从7月开始，波士顿爆炸案受害者会陆续获得“波士顿壹基金”发放的赔偿金，赔偿金将按从A到D四个标准发放。A级一共有6人，包括四位遇难者以及两位双腿截肢者，每人的赔偿金为219.5万美元（约1347万元人民币）；B级是那些有一肢截肢的受害者，赔偿标准是119.5万美元，合格的申请者有14位。另外两种级别分别是受伤住院和受伤没有住院，赔款数额视具体情况而定。
根据当地相关法律，波士顿爆炸案的受害者可以向当地政府，以及马拉松比赛的组织方提出索赔申请，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向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赔偿金，必须经由当地议会和联邦国会批准，处理起来没有基金效率高。
同样地，当年9•11事件的受害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美国政府、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机构提出索赔，但多数遇难者家属和伤者选择了向国会授权成立的9•11事件受害者赔偿基金申请赔偿。
相比较，目前中国重大灾难事故赔偿，比如厦门快速公交大火、延安大巴车祸以及频频发生的煤矿事故等等，大多数是政府赔偿。这种政府赔偿模式存在哪些问题？重大事故赔偿机制应该如何完善？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波士顿成立社会基金对事件受害者赔偿属于志愿行为，所用款项乃是慈善捐款。与之相比，中国在类似事件中，则多采取政府“包赔”的模式。
贾西津表示，在中国如果发生重大灾难事故，一向是假定政府应该有赔偿责任，但事实上责任并不明确，履行流程也比较模糊。但因为中国政府在公共财政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可以迅速地在一夜之间做出大的裁决。
贾西津说，在这些事件的善后过程中，中国社会基金会是相对欠缺的，现在工作空间比较受限，工作机制僵硬、不灵活，监管体制也不完善。总之，中国社会机制不发达，联动不够灵活，应激性不是很快，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不是很强。
她表示，相比之下，美国的赔偿体系和责任比较清晰，虽然程序比较多，但多半可以保证落实，是实在的程序。同时，美国社会动员机制完善，社会与政府之间联动体制比较成熟，事件发生之后，会很快行动起来，社会动员比较自然。
对于中国重大灾难事故的赔偿机制，贾西津建议，对于不可预期的突发事件，事故发生之后，政府本身应该明确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程序，赔偿的启动机制、程序要清晰。
她特别指出，一些事件中政府多因舆论压力做出赔偿，同时，社会反响大会鼓励政府较快做出决策，但赔偿程序和责任依然不明确，这有可能是对社会公共反应的补偿，而不是就事件本身的赔偿，这样容易造成如果事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就没法获得及时赔偿。
（财新记者 阎晓琳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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