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议题何妨透明开放

　　财新特约记者 刘颂杰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于日前发布了2013年度“全球腐败晴雨表”（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下称GCB报告），这份长达48页的报告据称是“关于腐败的史上最大规模民意调查”，覆盖107个国家（地区），调查对象达11.4万人。透明国际希望借一年一度的GCB报告发布，披露世界各国在反腐败领域的趋势。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在这项报告中“缺席”——报告中没有关于中国大陆的数据，这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透明国际的发言人称：“每次我们做这些调查，都想把中国包括进来。但这仍然是个巨大的挑战。”若不把问卷中的很多问题过滤掉，则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深入展开调查。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往往因牵涉到一些政治运作内幕，被认为是“敏感”话题。

　　事实上，反腐倡廉是时下中国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国权力当局力推的工作。但相关话题还如此敏感，以至于国际民间机构无法在中国展开民意调查，这实在与中国当前上上下下对反腐问题的强烈关注形成巨大反差。

　　因此，反腐议题应当而且完全可能更加透明开放，对中国公众、媒体开放，也对国外开放。

　　用透明对抗贪腐

　　透明是对抗腐败的最重要武器。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本就弱势，要监督花费财税收入、同时又拥有强大公权力的的政府官员，唯有依靠信息公开。事实上，中国政府近年来在着力推进反腐进程的同时，对信息公开也越来越重视，并于2008年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官员的贪腐信息事关行政机构的运行是否健康，理应让公众知晓。公众对于贪腐的态度、感知，更不应该被视为敏感信息。

　　在任何国家，政府的贪腐状况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国际上衡量一国官员贪腐状况的指标也有很多，除了透明国际，还有世界银行的国家俘获指数、世界银行研究所的腐败控制指数、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腐败指数，等等。就透明国际而言，除了GCB，该组织每年还发布腐败感知指数（CPI，也有译为“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BPI）。

　　中国当有面对这些数据的勇气。从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看，中国这些年的分数在逐步提高，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曾公开表示，“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清楚地显示出中国近20年来的进步。”

　　开放不会“引狼入室”

　　对于透明国际这样的国际NGO，中国政府也是从最初的怀疑与不信任，到后来的谨慎接触，再到如今的多方面合作。透明国际曾为中国监察学会、监察部翻译了《国家廉政体系》、《反商业贿赂规则》等书，中国于2004年提出建设“国家廉政体系”、2006年前后开展反商业贿赂行动，被认为与透明国际的影响不无关系。2009年，清华大学的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正式成为透明国际的中国会员。在接触和合作中，透明国际对中国的反腐努力有更多的认可。据报道，2004年，腐败感知指数的提出者兰斯多夫受邀到中国访问，对深圳招投标体系的运作印象深刻，这一经验后被写入透明国际2005年的全球报告中。

　　可见，开放的态度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引狼入室”，类似的国际合作理应继续扩大。相对于主观性更强的腐败感知指数，GCB报告实际上更加严谨。若透明国际能在中国展开深入调查，得到的数据无疑也有利于中国政府反腐行动的合理布局。

　　　反腐“群众路线”也就意味着开放

　　从中国权力高层的反腐决心来看，这一议题的开放也是必然。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新政”之一，就是力度空前的反腐败行动。十八大报告直言：“这个问题(反腐)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中外记者的首次见面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3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就反腐问题问计八位学者，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信任不能代替监督”。2013年年初，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与措辞严厉的表态相应的是，十八大以来，先后已有李春城、倪发科、刘铁男、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等六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引人瞩目的是，这次反腐行动带有鲜明的群众参与特点，网络反腐亦成为新亮点。让公众广泛参与权力监督与反腐，提高透明度、反腐议题开放化，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惟其如此，权力才可能真正被关到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