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民办事业单位被“逼良为娼”

　　【财新网】（记者 蓝方）以商业手段促进社会公益的“社会企业”，乃是近年来在世界各国都颇为热门的概念。多国政府以法规形式对社会企业做出界定，并予以政策支持。

　　2013年7月17日，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慈善立法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建议为中国的社会企业建立标准，厘清、整合“民办非企业（下称民非）”“福利企业”等概念，为真正的社会企业搭建起资本、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体系。

　　所谓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政策体系中并无确切定义，现实中运营模式也非常多元。如面向贫困社群低价出售二手物资的“慈善商店”，向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雇佣、培训心智障碍人士的面包房、糕点店，汶川灾后组织社区妇女刺绣的合作社等等，均是常见的社会企业。它们共同的特点，便是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机构获得商业收入以实现可持续经营。

　　尽管这一概念属舶来品，但中国本土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一个常见的概念，便是“民办非企业”，其本质即“民办事业单位”。这些机构由民间出资并提供社会服务，如民办养老院、民办教育、医疗机构等，按照相关管理规范，它们均为非营利组织，利润不得向股东分配。与此同时，政府在税费等方面向“民非”提供政策支持。

　　但事实上，中国对民非的管理非常混乱。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介绍，2012年中国有22.5万个民非，其中52%是教育机构，教育、卫生和包括养老在内的社会服务机构占到了77%。但这些机构的资金绝大多数都是市场资本，而非公益捐赠。当前民非的发展局面，徐永光用四个词来形容：“关门打狗”，即私有投资被公有化；结果便是“逼良为娼”，“哪来不要赚钱的私人投资？”这种做法，一方面“遏制投资”，让更多民间资本对社会事业望而却步；另一方面，相当部分以“民非”登记的机构事实上在暗中分配利润，而要年检合格，必然造就“寻租天堂”。

　　也正因为民非管理的混乱局面，各地包括税费减免在内的优惠政策普遍没有落地，一些真正的非营利组织难以获得政府支持，生存困难。

　　在徐永光看来，“民非”制度亟需改革，引导“民非”向产权明确的社会企业发展乃是出路。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为“社会企业”设计了两类标准。第一类社会企业保留当前“民非”非营利的特性，不分红、资产锁定并采取非营利的治理结构；第二类社会企业则是“半公益半商业”，限制分红，资产部分锁定，采取公司治理结构。两类企业均有服务社会的目标、或吸纳弱势群体就业比重达到30%以上，商业收入占总收入50%以上。

    针对不同的社会企业，袁瑞军认为可提供不同层次的政策支持。而从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对社会企业的扶持重点并非“减税”，而是吸引社会投资，辅以人员工资补贴、政府优先购买等支持性政策。在多位学者看来，对中国来说，明晰社会企业的概念和法律定位，有助于鼓励多元投资，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其意义远大于部分社会企业获得的政府税费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