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于海荣
经济放缓之时,政府下一步的政策动向颇受关注。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次表示,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并将其界定为“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在合理区间之内,当务之急仍然是调结构,促改革,做到稳中有为。
从目前的经济运行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5%,与年初确定全年增长目标持平,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虽有所反弹,但仍明显低于全年3.5%的目标。从这些指标判断,目前的经济运行虽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正在接近下限。因此,在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防风险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中,选择当是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的组合。
选择这一政策组合,主线仍是调结构、促改革,毕竟这符合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延宕多年后,其紧迫性日益提升。与此同时,稳增长、保就业也需要有一定的政策储备。
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对经济放缓的容忍度明显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增速已经不再重要。最近两年,政府将增长目标调降至7.5%,一方面是考虑到潜在增速的下降、基数扩大导致高增长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就业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0万农民工返乡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已经有所提高,保就业仍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李克强总理近日在广西和北京分别表示,GDP年增长率7.5%是下限,不是底线,底线在直接影响就业的7%左右,而且这个底线也会随着就业吸纳能力的提高而再调整。
一旦经济运行逼近下限,政策需要作出适当调整。这种调整应与2008年有明显不同,要更多通过改革而非直接刺激来稳增长,其目的是托底而非推高。
从政策动向看,政府正在向这一目标努力。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讲话时给出明确信号:今年中国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将把更多精力用于推动下一轮改革。
继下放取消部分行政审批权限之后,近期国务院又先后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促进光伏产业发展、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加快棚户区改造、支持中小企业等措施,央行也放开了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尽管其作用彰显仍有待时日,但这些举措确实“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价格的信号作用,协调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兼顾这一长期目标和短期稳增长的需要,可选的政策还应包括价格改革和扩大民间投资。
目前物价水平较低,应借机推出重点领域的价格改革,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好价格在配置资源的导向作用,减少扭曲,有利于化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属民营经济。过去几年间,尽管有新旧“36条”出台,民间资本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并未真正打破。在托底政策中,扩大民间投资的开放应为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融、医疗等领域,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对增加资金来源、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服务业发展等至关重要。
考虑到中国经济杠杆率偏高、通货膨胀存在变数,货币政策放松受到较多限制,未来的方向应是打通融资渠道,让资金流向所需要的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看,托底并非难事,重要的是短期托底政策要与长期调结构相结合。只有坚持这一标准,才能确保政策符合宏观调控框架,做到“稳中有为”,真正向市场释放出“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信号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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