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亚太部副主任：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应对挑战

　　财新记者 王玲

　　对华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IV）被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体检表，2013年度对华第四条款磋商发布前，财新记者专访了本次报告的负责人——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就今年报告的特点、中国经济的风险、外部因素的影响，罗德劳尔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财新记者：今年的第四条款磋商与去年有何不同？

　　罗德劳尔：今年我们更详细地审视了中国经济各领域的风险。作为背景，我们得记住中国历来发展快速，必要时，实施改革的能力也很强，即便是很困难的改革，我们可以想想2000年以来的改革以及更早的改革。所以，对中国再次解决出现各个领域新现的挑战，我们很有信心。

　　但众所周知，今年某些问题愈发令人关注。其中之一，显然是金融部门：发展快速，创新众多，向着市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些都是很积极的发展，但同时也具备风险。所以，我们更审慎地看待这些风险。地方政府方面，不得不再次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在提供服务、开发基建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过去很多发展的背后都有它们的影子，但很多政府活动都靠信贷融资，这些发展也需要再次审视。今年，我们更加关注风险，探究克服风险所需的解决之道，以确保经济继续稳健增长。

　　第二个很明显的不同点在于中国新一任的政府，有实行广泛、强有力改革的意愿，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是再次审视中期挑战的好时机，以探寻要确保中国继续快速发展，需要何种经济改革议程。

　　财新记者：IMF似乎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而很多中国人却很担忧中国经济的通胀、滞胀问题，为何IMF对中国经济如此乐观？

　　罗德劳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跟10年、20年前相比，单纯数量上看，中国经济的观察者、分析师，无论经常从内部还是外部观察中国经济的，都成倍增加。这种情况下，正常来看，无论发生什么，一个小小的发展、变化都会引来众多关注，外部世界关注中国经济的大幅波动，有时候对某些变化反应过度。我们IMF的工作就是退一步考虑，冷静地看待实际数据和实际发展。

　　我们经常观察到的是，实际上，中国经济运行相当平稳，它显然在放缓，但绝不会有硬着陆的风险。分析师经常指出中国经济的小变化，然后人们立刻很担忧硬着陆风险，但IMF并没有看到这种风险，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经济放缓，但中国经济增长依然相当强劲，增速接近中国政府既定7.5%的目标。

　　现在，围绕增速是7.8%，还是7.6%有很多争论，但我认为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在继续较强劲地增长？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财新记者：你提到中国新一任政府，是否期待一个更强有力的中国政府？或者说你希望中国政府作出何种改变？

　　罗德劳尔：在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及讨论中，我们确实看到他们意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量挑战，所以他们绝不缺乏对这些挑战的认识。从双方的对话中，我们还感受到，中国政府正致力于长期、快速的发展，以及取得这些成就所需的举措。这不仅是我们的对话，中国政府过去三四个月宣布的所有政策，也让我们觉得，他们方向明确：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同时确保市场公平、有效地运行；保证政策的落实，以促进金融部门健康安全发展；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其实，所有的改革战略方向已定，政府已经宣布并正致力于此。我认为，现在大家都在等待政府出台具体、明细的政策举措，并加以落实，当时我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这也是我们未来期待看到的。

　　从新任政府头几个月的表现，不论是从我们和他们的对话，还是他们宣布的政策中，都可以看出其改革方向很明确。这让我们相信：本届中国政府，像过去很多次一样，能够应对经济面临的挑战。

　　财新记者：今年的报告提到很多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其中哪一种是你最担心的？

　　罗德劳尔：我们强调的众多风险之一是，中国金融部门发展很快，社会融资总规模，包括传统银行信贷和通过基金产品等新增的新型信贷，过去5年增长迅速，从占GDP约130%增至约200%，5年增幅超过60%，这个速度很快。当然，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稳健，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在维持自身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这一阶段的发展。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是一个积极的方面，它支持了一定需求，是一种朝着市场方向、开放的发展，让市场的力量扮演更大的角色。但同时，单就信贷增长的巨大规模而言，也形成了一定风险。以我们在其他地区的经验，面对金融部门如此迅速的发展，需要更加谨慎，金融监管、风险管理、资产质量等方面都可能出现问题。

　　财新记者：如果中国经济显著放缓，有必要采取刺激政策吗？

　　罗德劳尔：我们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中国经济显著放缓，乃至低于政府的目标，显然，政府会注入财政刺激政策，以保证经济发展不跌出社会和政府所能接受的水平线，这在其他国家也一样。

　　不过，我要明确指出，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经济会显著放缓。因为，正如我所说，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正朝着政府既定的目标增长，相当强劲。此时我们看不到采取刺激政策的必要。另一方面，如果有必要采取这样的刺激政策，我们也建议通过预算、更加透明的方式，采取真正提振消费的财政政策，提高居民收入，而不是采取过去几年那种大部分通过投资、信贷扩张的方式。那种增长和刺激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再也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为积累的信贷和投资规模已经在那里了。

　　财新记者：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最令人忧，你认为中国会面临日本楼市80年代的问题吗？

　　罗德劳尔：首先，要认识到，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房地产市场，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房市。有意思的是，中国很多地方的房价仍在上升，这意味着供给不足，需求旺盛。而在其他地方，供给很多，可能过剩。目前，中国房市发展迅速，房地产投资已占GDP约12%，创造了约14%的就业岗位，它已然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楼市容易出现大的波动，原因在于供给和需求面都存在根本的失衡。在需求方面，中国金融部门的实际存款利率接近0，没有房产税，房产持有成本低，对资本施行管制，这些因素促使个人投资房地产，这些都易于刺激房地产需求；在供给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卖地创收，这就使当地市场的供给增加，即使有些地方供已大于求。这些基本的不平衡带来了楼市的波动，楼市的稳步发展关键要解决这些不平衡。提到楼市调控，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给市场降温，让市场更均衡，我认为这些措施部分成功了，房地产的价格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最近我们又看到房价上升，所以要真正解决楼市周期性的问题，得去解决这些周期背后的根本问题。

　　但我还是想强调，我们还没看到中国楼市出现即将破裂的大泡沫，不是危机状态，当然更不是全国性的危机。中国楼市是一个风险，但仍可控。

　　财新记者：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约50%，你认为这个水平可控吗？

　　罗德劳尔：要明确一点，我们传统的债务数据是约20%，这个水平很低。我们对已存在的地方政府债务做了一些估算，这就使得债务水平提高了，这是一种非传统的方式，50%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有一点要始终记住，我们并没有将中国政府的很多资产纳入计算，比如很多地方政府的资产和企业。所以真正要看财政资产负债表，既要看到负债的一面，也要看到资产的一面。跟其他国家相比，可能中国政府的资产很多，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并不担忧50%的债务水平，它并未接近危险区域，尤其对中国这样发展快速的国家，当然不是危险水平，考虑到中国经济7%水平的增速，以及中国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相当方便地向可能出现问题的银行系统注入资源，50%的水平并未接近危机水平。但这个水平一直在增加，现在要真正开始关注了。可能未来中国无法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经济得企稳，考虑到这些，显然地方政府以及金融部门的改革很有必要，这些我们在报告中都提到了。

　　财新记者：在中国时候，你听到的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

　　罗德劳尔：这个问题让我犯难，我只能给你部分答案。如果要选出两到三个具体的改革任务，我们IMF更加关注金融问题，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在金融领域，我认为可以给存款利率更大的波动空间，最终要走向利率市场化。与此同时，需要引入存款保险机制。因为如果你仅仅让利率市场化了，银行开始进行竞争，但没有让银行保证，储户的存款在银行系统中是安全的，这会产生不平衡。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和存款利率市场化，这是我想说的一项改革任务。

　　要解决与地方政府相关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住房市场等；我认为，实质性的第一步，就是要重新调整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配比，与当地的支出需要相匹配。因为地方政府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热衷于房地产开发，卖地，通过融资平台借贷等。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应给地方政府更好的税基，这是非常紧迫的一步。

　　第三点，也是在我们研究的专业领域，大家一致认为，是时候给予人民币汇率更大的灵活性了。汇率政策和形成机制需要改进，也就是顺着之前的部署逐步推进，下一步给人民币更大的弹性空间。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以及安倍三支箭对中国的影响？

　　罗德劳尔：我没打算讨论日本，也不想评论日本，这不是我的专长。不过，我可以谈谈日本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已具备影响全球经济的能力，所以不管发生什么，美国的货币政策，联储的量化宽松，以及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来说，都很重要。同时，大家都知道中日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彼此都很重要。我认为，当然IMF也这么认为，中国当局也对日本经济接下来的走强很感兴趣。我们认为安倍经济学是日本走出通缩强有效的新方法，以促进日本中期的增长。安倍经济学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是日本国内实现中期增长的政策。如果安倍经济学取得全面成功，对世界和中国而言都有利。

　　财新记者：量化宽松政策（QE）对新兴市场，尤其中国的影响如何？

　　罗德劳尔：QE是大的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用来对付经济深层疲软问题的政策。在发达经济体中，QE是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当经济强劲得足以自行增长时，QE才会退出。发达国家结束QE，意味着经济走出疲软，增长更强劲，使货币当局考虑结束QE，这对全球经济而言很有益，也很重要。

　　针对政策转向，我们不能割裂地看待QE的结束，只有当潜在的经济实力较强劲时，QE才会退出，这就意味着美国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进口的增加。因此，我并不认为需要过分担心QE的退出。当然，这一退出的过程可能会有些波折，因为市场易对初始的信号做出快速反应。但总体而言，我们很有信心：这一退出过程会得到谨慎的管理，也将反映出全球经济逐步好转，这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也很有益，很重要。

　　记者点评：IMF似乎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很乐观，这一乐观也反映在温和的罗德劳尔身上。言及中国经济的问题和风险，譬如，中国楼市以及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罗德劳尔的回答一方面让人感觉到其对中国经济的了解程度，一方面或许让国人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感到些许宽慰：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通过与中国官方的对话以及实地考察，他认为尽管面对各种内外部风险，中国政府有决心和能力解决之；改革方向已定，期待具体政策和行动。

　　及其93页的报告一出，其中呼吁中国改革的急迫之情跃然纸上，细读风险，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乐观，主流外媒之上，改革紧迫性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报告敲定后至发布前的这段时间，IMF并未赋闲，而是继续观察这段期间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并将其补充至主报告。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在增加，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中国各项改革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