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陈沁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8月1日至6日赴泰国出席中国—东盟高层论坛并对马来西亚、老挝和越南进行正式访问。王毅此访,对于中国与东盟就南海问题沟通正当其时,中国对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逐个击破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紧。
作为主攻亚洲出身的外交部长,王毅自3月履新以来已有加强同东盟国家关系的趋势:4月在北京出席第19次中国—东盟高官磋商;4月末至5月初的上任首次出访选在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四国,并与东盟秘书长黎良明会面;6月底至7月初参加在文莱举行的东亚系列外长会,与一些东盟国家外长进行了密集会晤。
而此次东盟之行,既有多边会议,也有双边对谈:出席中国-东盟高层论坛旨在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整体关系,而对马来西亚、老挝、越南的访问是对此前出访东盟国家的“查漏补缺”。
不到半年时间对于东盟如此密集的接触,体现出中国新政府在外交上除了巩固传统友谊、提升大国关系之外,对于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王毅曾表示,中国新一届政府将坚持把加强与东盟的睦邻友好合作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和互利合作妥善处理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间的分歧和问题。
加强与东盟国家对话的现实意义何在?在南海问题上,随着中国持续崛起,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原本各怀心思、内讧不断的东盟出现了可能将各国与中国双边争论变为整个东盟与中国争论的迹象。针对于此,对于东盟密集外交,与东盟各国加强沟通就成为中国外交的迫切需要。
5月东盟与美国在华盛顿举行第26次副部长级年度对话,双方就南海问题发表联合声明称,一致认为在联合国《1982年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争议;美国建议东盟与中国早日就“南海行为准则”举行谈判。东盟秘书长黎良明会后亦表示,东盟已就“南海行为准则”中包括的要素达成统一,东盟已经做好准备和中国协商。
这意味着,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很可能已经或者将要达成统一战线,今后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方讨论南海问题。
一直以来,南海争端局势尽管摩擦不断但大局基本稳定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东盟内部各自为战,互不退让,都希望在与中国的讨价还价中多分一杯羹。东盟这种状态持续多年,为什么现在会联手在南海问题上集体对抗中国?
首先是东盟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东盟国家中,传统意义上与中国交好的国家包括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国力较弱,其主要发声的场合是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或地区会议东道国之时。如2012年柬埔寨担任东亚峰会东道主,柬埔寨外长曾说“东南亚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决定从此不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此说法随即遭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强烈反对。
目前东盟轮值主席国是文莱,其与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抱团,东盟内部相对与中国走得较远的国家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优势,相对亲华的泰国势单力薄,未必能够顶住。
其次是地区外交环境的变化。除了美国强势介入,日本也表现出对东南亚外交的极大兴趣。安倍担任首相半年多来,三次出访东南亚国家。美日的介入对于东盟内部一直力主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菲律宾等国而言无异于是一记有力的助推。
值得警惕的是,东盟立场的这种可能变化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避免国际化、坚持双边对谈的一贯立场相悖。王毅此前曾在多个场合强调,双边争议本应通过双边协商予以解决,相比与整个东盟进行谈判,与东盟成员国分别举行会谈更有利于有效解决争端。“如只想拿到多边场合炒作,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损害两国关系。”
然而,问题或已经迫在眉睫。王毅此次东盟行后不久,8月底,泰国将举办特别东盟外长会议,外界预计东盟或在此会议上统一对南海问题的立场;9月,东盟将与中国在北京就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展开深入讨论,包括何时开始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正式谈判,以及如何展开谈判。由于东盟就南海问题形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中国双边对谈解决问题的立场或将面临重大挑战。
当然,南海问题只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一部分。整体上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济利益与战略风险并存:随着2010年覆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与中国崛起并行的是,东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推行大国平衡外交,尤其近年以来积极拉美俄参与地区事务;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十国中近半数国家在南海领域的主权争议由来已久,近年来与菲律宾、越南因此而生的摩擦不断。
造成这种“政冷经热”局面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层面,金融危机之下欧美复苏乏力,彼此的经济利益需求对双边关系起到有力的加速作用;在战略层面,中国崛起加剧了东盟十国的担忧,后者寄望于将美国拉入地区事务以平衡中国,这恰恰中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下怀”。
不过,经济利益并不能为双边关系长期稳定提供根本保证,盘根错节的经贸往来使得彼此在考虑战略问题时将更加谨慎。随着民族情绪上升和冲突加剧,经贸可能不得不为政治和战略考量让步。中国东盟关系若想长期保持稳定,不能仅止步于经济利益,在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引入新的交流机制将是大势所趋。
中国与东盟十国9月在北京就南海问题的协商,既有潜在的重大挑战,也未尝不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抱团的大趋势短期内不可逆转。对于中国而言,原本“分而治之”的战略也应顺应时势,抢占先手,调整谈判策略。
之前曾经出现过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形式上的“一对多”。2002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是,《宣言》中有明确规定,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同时承诺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也成为中国强调双边对谈原则时引述的基本论据之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0日谈到“海洋维权”时指出,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中国外交部此前曾表示,“南海争议的核心是部分南沙岛礁领土主权争议和南海部分海域的划界争议,没有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对整个南海提出主权声索。”
对于中国而言,对南海问题的总方针不变,谈判策略上有调整,此番商讨“南海行为准则”,如果再次出现形式上“一对多”的局面,也不意味着必然处于下风。因为,即使东盟各国能够抱团,也绝不是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的罅隙很深,各有算盘,从实际角度出发,中国仍有一定的转圜空间。只是,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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