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殚精竭虑于企业本质的研究。其实，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生财”机制，在中国当下，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衍生出林林总总的“生财”机制。各种资源跌宕交融，政客、商人、文化“名流”相互渗透，“大道无形”，调制和衍生出光怪陆离的“企业”形态，其内在机制已非一般教科书理论所能解释。
“气功大师”王林实质上也是在经营一种崭新的独特的企业——“气功大师型”企业，它的特征应当总结。
首先，“气功大师型”企业的无形资产具有神秘性。
王林的核心资产是他的气功。气功历史悠久，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气功的早期形式与古代的萨满教道士的冥思修行有关。而气功作为传统中医的一部分，则可追溯到《黄帝内经》。新中国时期，气功得以发扬光大，但政府剔除气功的宗教意义，将其定位于医疗功能。
在气功的发展历史上，气功中是否存在超感知觉和神秘意志力，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当然，西方的神秘学也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难证伪的问题，所以，气功界必然鱼龙混杂。在气功界，有两种成功人士，一类因气功而成名，如王林；一类因揭露气功而成名，这确实是一个江湖。
气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神秘性，天然难验证，所以，此种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遵循“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原则。但是，信还是不信？又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有多大的可信性，二是有多大的动力去信？可信性的原则是“眼见为实”，而“眼见为实”通常证明的是奇异性，而非真实性。王林的“空盆来蛇”“断蛇复活”“纸灰复原”等功夫，虽被眼见，却不为实，杂耍而已。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信者有多大动力去信”，这正是气功大师的无形资产价值膨胀的更重要的原因，也是“气功大师型”企业具有的第二个特征——“气功大师型”企业具有刚性需求的市场。
气功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气功热，政府甚至鼓励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气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主张，“气功是关于意识的一门新科学”，为气功的发展推波助澜。
时至本世纪，气功的气质和它的市场都有所变化。市场需要气功大师，更多的是因为气功大师具有超感知觉，能问神占卜，而此点尤其迎合许多官员之精神需求。他们对自己命运心怀恐惧，或恐贪腐被“双规”，或惧政治斗争残酷无定数，心灵的空壳寄托于对神异力量的膜拜。
当然，民众中也普遍存在着对气功大师的迷信，草根民众对自己处境的无奈，乃至对前程的绝望是其精神根源。
市场需要大师，所以大师就必然出现，是市场制造了“气功大师”。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迷信为什么会在中国当今盛行？原因在于政治和社会心理层面。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约翰吉庭斯（John Gittings）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中国面貌：从毛（泽东）到市场》中，认为：“中国民众对于气功中的所谓超感知觉和神秘意志力的迷信，源自于整个社会的不安与骚动。”政治欠透明、权力运作的神秘性、信息获取不自由，使得迷信现象更加严重，假官、假医、假大师横行江湖。
再者，“气功大师型”企业具有诡异的经营模式。
以假气功诈骗粉丝的钱财，这是传统的套路，王林也用，此次东窗事发，这也是直接动因。但是，王林显然将“气功大师型”企业的运营模式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将不同的资源集中在自己的平台上，自己成为官员权力寻租的中介。由于政府权力和资源集中，权力寻租涉及的金额巨大，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在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曾经统计经纪人行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过，他们的眼光太狭窄，仅限于体育经纪人、文化经纪人、婚恋经纪人，没有看到，中国最大的经纪人市场是权力经纪人市场。无论从金额还是从业人员素质来看，权力经纪人是中国经纪人产业中的最高层。
权力经纪人的类型很多，有小混混，也有名流与“大师”。大师如王林者，具有成为权力中介的天然优势。其一，他社交广泛，是各种社会资本相互利用的平台；其二，他声名远播，具有天然的广告效应；其三，他是文化名流，从事文化事业，具有天然的掩护性，官员乐于与他交往和交易；其四，他能预测命运，为参加交易者提供精神保障。
气功大师的骗术创造了声名，引来了官员与商人的膜拜，王林登上了权力资本的快车。王林头顶气功大师之名，实质成为一个“大中介”，它是不同资源的黏合剂，声东击西，左右逢源，这是“气功大师型”企业成功的真正奥秘。
上世纪英国学者怀台德所著的《南印度的村神》，让人看到印度人的迷信之可怕，周作人读后，说：“从迷信里总不会生出好事情来”，他怀疑“这个用生血拌饭去饲恶鬼”的民族能够建造出合理的社会。他乐观地说：“相比之下，中国的迷信就差远了。”
其实，迷信的印度人正在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成果斐然。而王林现象则告诉我们，当今，中国每一个阶层都有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在现实中看不到确定性，就会膜拜“大师”。社会不进步，下一个“大师”还会出现，“大师型”企业就不会消失。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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