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舱里的教训：日韩企业的危与机

　　【财新网】（The Globalist–Shihoko Goto）上月的旧金山空难发生后，质疑亚洲人驾驶飞机的能力无疑是种族歧视。不过另一种看法则有其道理，那就是质疑在很多亚洲国家盛行的层级架构，并把它视作这起空难的潜在原因。

　　有不少人猜测，在近期时运不济的韩亚航空，后辈飞行员不愿意向他们的前辈同事进言——即便是飞机正在用远低于推荐值的速度向跑道迫近。

　　造成此次空难的真正原因还在调查中，对机械故障和人为失误的推测有很多。但无论如何，人们一直在争论当时飞机上的四位飞行员是如何沟通的——或者到底有没有沟通，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跳出这个驾驶舱和悲剧事件之外，这场空难告诉我们，论资排辈和过度循规蹈矩很可能会阻碍人类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官僚主义和守旧思想会成为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向前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国家需要更灵活、有能力适应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而两国的传统与这一挑战是对立的。

　　当然，尊重长者和有经验的人，以及论资排辈，并不是东亚文化独有的特征。比如说，世界各地的军事组织无一不是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命令体制下运作的。

　　但是，严守等级秩序在战场上可能是存活下来的必要条件，在私营企业发展中却可能是一座丧钟。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机制会扼杀创新能力和个人的能动性。

　　也许这个说法并非一直与现实相符。至少在20年前，日本公司强调员工忠诚心等内容的企业文化也曾被誉为全球商界的典范。在这个国家崛起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中，这些企业文化是十分有用的资产。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财阀（zaibatsu）体系被细致地进行研究，它是一种企业集团，其中包含了很强的家族式关联以及“系列”（keiretsu）——这是一种十分紧密的股权关系网。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该体系起到了作用。学者和公司战略分析师们也把这些财阀当做富有竞争力的典范。

　　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对邻国有显著的吸引力。韩国在本国工业高速发展的时候，就借鉴了日本的模式。而韩国的财阀在该国经济中的地位现在依然举足轻重。

　　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这些曾经的成功关键已经被看作发展的阻力。在不久之前还主导着世界市场的日本制造部门，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索尼和东芝这样的大型公司，鼓励终身雇佣并强调培训现有员工已经带来了不利后果。这些“社会美德”阻碍了他们引进外部新鲜血液、获得新视角，并跳出固有的思考模式。

　　韩国则还在蓬勃发展着，在三星的带领下，首尔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科技产业中心。然而在股权结构、人事管理及企业价值观方面，韩国公司坚持着同日本同行们类似的核心原则。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些相似的问题在未来可能带来的风险，那就太愚蠢了。

　　毫无疑问，进行变革的阻力很大。尽管已经落在中国之后，日本依旧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韩国经济实力也仍在壮大。但是，现在已经是时候认识到企业架构上的弱点了。这并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未来延续成功的前提。

　　想想美国的例子吧。它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但美国大公司随后在80年代因为内部官僚主义的盛行而滑落，祛除这些破坏增长的问题成为了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但IBM等诸多大公司在改革后重生，不仅改变了企业自身的命运，还让整个美国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

　　韩国和日本想要学习这种做法并战胜自己的缺点，还有着很大的机会。这两个国家正好都在过去六个月里产生了新的领导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朴槿惠都把经济改革作为他们最重要的议程。

　　两位领导人都已经承认，凭“一切照旧”的心态是无法成功的。但仅仅知道麻烦所在是远远不够的，这两个国家是不是已经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迅速实施痛苦而不受大众欢迎的政策呢？以当前的情形来看，还很难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出的处方已经为本国经济复兴做了不少事，日本股市在六个月里上涨了40%。如果没有根源上的结构性改革，股价上升带来的愉快感觉并不能长久。

　　这种结构性改革不仅包括鼓励更多的妇女在生育过后继续工作，还包括鼓励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简单的说，它必须打破原本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角色，要做到这一点，工作场所需要更有灵活性，并更加开放。

　　另一方面，雇用顶尖级大学的毕业生并一路培养他们成为企业领导层——这样的规则也得有所改变。如果企业想保持全球竞争力，就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不单单以学校声誉取人，并且要在所有的社区里寻找人才。

　　消费者正渴求更加个性化的产品，而市场趋势也在快速变化。因此公司内部的多元化也变得至关重要。这一点不仅在管理层适用，在企业内部的所有层级都适用。

　　更重要的是，移民也必须在多样化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虽然日本近年来已经向高技术移民打开大门，但该国政府官员已经表达过他们的惊讶之情——因为条件的放宽并没有引来更多的外国移民。

　　让我们想想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不管是从经济利益还是个人发展的角度，日本已经很难吸引世界上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才，移民情况可能是说明这种问题的最为量化的指标。

　　日本和韩国可以为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而自豪。但现在更需要认识到，过去取得成功的东西，在未来可能不会继续有效。

　　奖励工龄、忠诚和长时间工作，到现在为止，这样的企业机制给日韩两国带来了回报。但这种机制同时也弱化了家庭结构。两国未来的挑战是如何形成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让企业、个人和国家经济都同等获益。

　　译注：作者后藤志保子（Shihoko Goto）是美国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re）东北亚经济分析师

　　（财新实习记者 骆雅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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