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罪行

　　当我们还没有拥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我们总是会理想化地认为，一旦它建立起来，会如钢铁侠粉碎芝加哥大楼一样，所向披靡，一切伸张正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这样一个司法体系只是伸张正义的前提。没有它，伸张正义连前提都没有；有了它，面前仍是无数需要细究的难题。

　　最近，美国至少有一百个城市都在抗议黑人少年马丁被杀一案的裁决，此裁决宣布枪杀马丁的被告齐默尔曼无罪。此案让人不断重提发生在21年前的辛普森案。1994年的辛普森案审判长达19个月，审理过程如马丁案一样全程公开，受到全国高度关注。两个案子都卷入种族纠结，也都没有得出令公众一致满意的裁决。

　　有人论两案的种族纠结，说一个是黑人球星辛普森被控杀了白人（辛普森的前妻妮可和她的朋友高德曼）；一个是白人齐默尔曼被控杀了17岁的黑人马丁。其实齐默尔曼是混血西裔。“西裔”（Hispanic）在美国的概念不是专指西班牙裔，而是泛指拉丁移民，主要是墨西哥和南美移民。他们绝对算是底层少数族裔，在民间和华裔一样，并不被看做“白人”。但是，事情又不那么简单。

　　我想先聊聊美国颇为复杂的有色人种概念。美国的混血历史非常长，大家都是根据家庭背景、脸型肤色等，基本判断自己属于哪个族裔，到人口普查时，给自己报一个族裔归属。其中似乎更重要的还是外貌。例如一个大部分为白人血统的黑白混血儿，如果看上去有明显的黑人特征，他自己和周围的人可能还是会认定他是混血黑人，而不是白人。这样，美国除了泛泛的“白人”多数族裔，还有黑人、亚（太）裔、西裔（或者叫拉丁裔）等大类的少数族裔。这样看来，黑人似乎就是少数族裔的一种。

　　但实际上黑人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少数族裔的受歧视历史，这和南北战争以后的南方种族隔离有关。那是一个地方性、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它第一次由地方立法，对公共设施做出给“白人”（whites）和“有色人种”（colored）分别使用的划分，相互之间不得篡用。那么，谁是南方法律规定歧视的有色人种呢？它特指黑人。在那个时期的南方，亚裔等其他少数族裔实际是含含糊糊归在了whites的名下。比如用公共饮水器喝水，华人和白人可以共用一个水龙头，黑人不行。如此一来，黑人在少数族裔中被归到了最下等。所以，论种族歧视，黑人的心结特别重。

　　论起歧视，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和民权立法的兴起，“种族歧视”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非常重的词汇。例如，如果哪位教师在学校偶尔露出对少数族裔的不敬，或者某个用词不当，工作就基本保不住了。虽然在概念上来说，种族歧视就是“以其种族归属而非以其个人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黑人如何”“华裔如何”，就可以视为“种族歧视言论”，更不要说“我讨厌黑人”“我不喜欢墨西哥人”这样的话了。

　　但是在生活中，你会奇怪地发现，黑人很少有种族歧视的负担。他一般可以说“我讨厌白人”“我不喜欢亚裔”，被“讨厌”和“不喜欢”的族裔虽不高兴，但一般不会感觉自己“被歧视”了。只有在施行对少数族裔招生招工加以优惠的“平权法案”时，实在优惠过度的，白人才会出现“反向歧视”的抱怨，抱怨的对象也是政府，而不是被照顾的少数族裔。

　　在这样的新社会文化背景下，种族歧视因素已深深渗入了美国刑事案件的权衡考量。不要说属于联邦重罪的“仇恨犯罪”中，涉及种族仇恨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只要是发生在异族之间的犯罪，“种族歧视”因素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辛普森案和马丁案的比较，远不是黑人被诉杀了白人和西裔被诉杀了黑人的反向比较，而是两个案子都在细究，是不是白人或者肤色较白的一方歧视了黑人，因而影响案件走向。

　　辛普森案本身非常困难和复杂，无目击证人。要说合理怀疑，辛普森似乎是惟一和前妻有恩怨纠葛、可能在冲突中暴力失控的人；要说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事发后，白人警官马克·福尔曼直奔辛普森的家，发现了溅血的袜子、车上的血迹、血手套等一系列物证，看上去几乎是铁证如山。然而，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是，马克·福尔曼被发现在近十年里，陆续对一个朋友录下了他警官生涯的故事，这些陈年故事和辛普森案并无任何关联，但是在总共14小时的录音中，可以看到他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倾向。录音一曝光，福尔曼立即辞去警官工作。在法庭上，他也从一个发现关键证据、“立了功”的证人，沦为被辛普森的辩护律师穷追猛打的准被告。他深知自己惹上了大麻烦，在律师指点下，对一切问题——包括“你有没有在此案中栽赃和假造证据”这样的关键问题——都一律依据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不自证其罪”条款，拒绝回答。这导致辛普森一案根本逆转。

　　此案被害人之一高德曼的家属当时就提出，福尔曼的采访录音与本案无关，并不能进入此案，成为辛普森逃脱的理由。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福尔曼在杀人现场取了什么、然后去辛普森家假造证据。但一个关键的官方执法者有种族歧视倾向，他提供的物证因此被否定，也没什么可说的。而此案辩护律师团的“种族牌”，对美国刑事案件中种族因素的应用，确实带来巨大影响。

　　和辛普森案相反，马丁一案案情非常简单。齐默尔曼居住的族裔混居小区，屡屡发生破门偷盗等刑事案件。事发前约一年中，小区警察收到过402次对形迹可疑者的报告，事发前半年内，身为社区治安员的齐默尔曼打过七次报警电话。事发三周前，他曾报告警察，见一青年在窥视一个空屋窗户，警察让他等候；待警察赶到，可疑者已跑掉。四天后，小区再次被窃金首饰和新的笔记本电脑，失窃者作证说，当时在小区看到两个陌生黑人青年。

　　第二天，警察在一个黑人青年背包中发现失窃电脑，而齐默尔曼指认，这就是他看见的那个窥窗者。事发当天傍晚，他看到陌生的马丁进入小区，他不知道马丁是来在此居住的父亲这里。在系列治安事件刺激下，他再次报警，并跟踪马丁。马丁发现了他的跟踪，两人发生争斗。齐默尔曼被高他十几公分的马丁压在身下，脸部被重拳打击，后脑连撞到地上。根据警察调查，他在38秒内至少有14次呼救，但无人救援。他最后拔枪开枪，马丁因此丧命。警察赶到时，枪击已经发生。殴打时有目击证人。马丁除一处枪伤，没有其他任何伤痕，而齐默尔曼脸部和后脑都有多处流血伤痕。

　　警方在五个小时的询问和取证后，没有逮捕齐默尔曼，依据的是自卫法。自卫法由各州立法，略有不同。在普通法下，原来有一个“退避原则”，就是在受到攻击时，只要有合理手段能够避开极端手段，就不能诉诸极端手段剥夺攻击者的生命。美国有30个州已经在自卫法中取消了这一原则。不过，取消“退避原则”，大多是在所谓“有权所在之地”，即在自己家或汽车里受到攻击，就无须受此约束。这在法律上也被称为“城堡主义”，就是“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法律保护他可以用一切手段甚至是致命手段，来保卫自己的家和居住者免受攻击。

　　“城堡主义”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通常认为，这一原则最早出现在1644年，出自科克的《法学概要第三辑》，且在罗马法中可以找到近似词语。所以美国的“家”非常强大，入室偷盗要冒生命危险，更不要说公然抄家、强拆民宅了。因“城堡主人”可以依法武力抵抗，格杀勿论。

　　马丁案的基础是佛罗里达州涉及自卫的立法，《不退避法》。该法把对“退避”的免责扩大到了公共场所，强调“在公共场所，受侵犯者判断可能有生命威胁和伤害，就有权采取致对方以死地的方式自卫”。此法一直有争议。反对者认为，很多打劫者并无致命武器，罪不至死，而该法是在鼓励受侵犯者“先开枪再说”。而赞同者也举出许多案例，如被劫者因没有果断反抗而惨遭杀害，再说遭劫是被动一方，危急之下，怎么去确认打劫者身上有没有致命武器，迟疑中受害者可能错过自卫的最佳时机。

　　在法案通过之前，迈阿密市的警察局长约翰·F·迪摩尼提出，此法对自卫法的扩展是不必要和危险的，可能在鼓励人们使用致命武器。该法通过之后，佛罗里达的自卫案件增加三倍。而在2010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的《枪越多，犯罪越少》一书中，身为学术和政治评论员的约翰·洛特根据研究指出，《不退避法》和城堡主义法案，导致谋杀案减少9%，整体犯罪下降11%。

　　马丁案后，佛罗里达州政府挑选19人来领导一个专责小组，检讨佛罗里达州的相关法规。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专家没有得出否定意见。一些法律专家指出，即便没有《不退避法》，齐默尔曼的情况还是符合正当防卫的原则。

　　马丁案的案情简单，所以判决并不意外。两名当事人都是少数族裔。但是根据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民间尤其是黑人会认为，“有理由”怀疑肤色较白的齐默尔曼，从跟踪到开枪，有种族歧视乃至仇恨的背景原因。假如能找到哪怕历史上齐默尔曼的一点歧视迹象，都是对此案逆转的最大契机。可是没有，齐默尔曼一向与黑人和睦相处，还曾参与对一个白人警察儿子打了黑人无家可归者的抗议活动。

　　可是，17岁的马丁，只是上街买个快餐。假如他没有被跟踪，也不会发生争斗。可在法庭上，跟踪不是罪行，暴力攻击可能导致致命反击。那么，问题一定会再绕回来，假如他不是黑人，他会不会被怀疑？反向的意见是，必须反省黑人的高犯罪率，据统计，被谋杀的黑人，91%死于黑人之手。

　　身为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无法如当年克林顿在辛普森案裁决后那样，只说“陪审团已经听过证据并且做出了它的判决，我们的司法制度要求尊重他们的决定”，他还必须就种族问题说些什么。可总统就这个案子说话，说什么都可能是行政分支对司法裁决的过度评论。这是个难以面对的现实：一个悲剧不一定是一个罪行。

　　我们再一次看到，司法独立，司法与政治隔离，感情与法理，远不是抽象超越的简单话题。

　　作者为美籍华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