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不是任何问题都得靠监管

中国金融如何开放

　　财新记者：中国的改革有先行先试的习惯。举例来说，资本项目放开的问题，央行和社科院辩论了很久，其中争议很大。在最近批复的上海自贸区及前海特区试行局部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许是一个切实的抓手。这种做法是否有意义？

　　沈联涛：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先行先试的改革模式完全是对的。渐进开放也是传统的、可用的战略。上海自贸区试行局部放开，要看通过的方案里具体的措施和政策，现在做评价还为时过早。

　　但关于大的资本项目放开，我认为是个鸡跟蛋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资本账户很缓慢地放开，我们的金融体系会不会逐步成熟？这是个大问题。这就跟我们教小孩子一样，我说小孩不准玩火，他对火没有风险概念，但是让他玩火，有可能会烧到自己，问题是小烧还是大烧，这个决断只有做了之后才能知道效果。

　　中国不是一个亚洲新兴小国，整体的宏观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外汇储备接近GDP的一半，净境外资产也有1万多亿美元。所以从稳定性角度来说，风险完全可控。

　　财新记者：你一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上海市长杨雄最近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上海重大机遇。我们看到国际上的金融中心一般也都是离岸金融中心，你能不能给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时序和侧重上做个定位？

　　沈联涛：并不是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都要成为离岸金融中心，虽然现在事实确实是这样。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归功于它高度国际化的美元。

　　伦敦的发展路径更为典型。它自身金融业的高度发展，包括保险业、养老金业，支撑起了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它的这个国际地位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400多年的稳步发展。这中间，跟英镑、英帝国崛起和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需求是分不开的。

　　我们看到，两三百年后英国才逐渐成为欧元和美元的离岸中心，然后变成全球保险业、全球资产管理业的中心，这得益于多方面的长期累积，包括人才以及法制。

　　香港和新加坡是亚太区的离岸中心，它们的优势在于和英美一脉相承的普通法、税务体系以及时区。亚太地区内，日本（东京）更多的还是一个以日元业务为主、相对内向的金融中心。

　　上海的情况其实和东京类似，应该先着手把人民币业务发展好，逐渐成为一个离岸人民币中心，然后再去考虑美元、欧元等其他离岸业务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我感觉到，这几年来上海也开始看清楚，要从比较优势的视角看问题，应该着力利用好比香港、新加坡大得多的实体经济，吸引人才，发展服务贸易、做金融服务配套的提升。

　　为此，我个人的建议是，上海应注重长期投资者，包括社保、保险业、资产管理基金等。整个亚洲都缺乏这些机构和人才。这些长期投资者的发展和相应人才的引进可以推动上海地位的提升。怎么吸引人才应该是重中之重，因为无论是金融业还是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直接客户两方都是人。

　　财新记者：就是说要抓住比较优势做实事，人民币国际化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个逐步实现的结果？

　　沈联涛：对。这里有个概念大家要想清楚，发展市场是把需求和供应相结合，很多人用发展模式来看问题，会有误解，认为把供应做好了，市场就会来。我们看到很多供应过剩的情况，就是在发展模式上的误解，认为把开发区建好，企业和市场就会来，这是不对的。供应不一定带动需求。这和我们的国企产能过剩是一样的道理。上海发展自贸区、服务业、金融业，都要找到需求较大或具备比较优势的点，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