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佛瑞·萨克斯：中国仍处在追赶阶段

重建战略性信任

　　财新记者：你曾作为转型国家政府的顾问，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提供政策建议。其中一些非常成功，另一些效果则不甚理想，你对此怎么看？

　　萨克斯：我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学到了很多，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我在1989年为波兰提供建议时，我的方案很快就让波兰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我当时注意到，美国政府对我提出的每一项提议都十分配合。

　　但我在之后分别为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的叶利钦提供建议时，美国政府对我提出的每一项建议都很不支持。我当时感到很困惑，这是和两年前一样的政策建议，而且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什么会遭到反对？后来我才意识到，1992年美国政府仍停留在冷战思维中，不愿帮助俄罗斯经济成功转型。

　　俄罗斯改革推进的速度过快当然是转型不成功的部分原因，但我认为，如果美国给予一定的支持，俄罗斯的改革本可以更成功。这给我的教训是，好的改革和问题解决，需要把政治算计降到最低限度。

　　财新记者：你对同样处于改革转型中的中国有什么建议？

　　萨克斯：我此行给中国官员的建议是，更认真地对待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找到一条可以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之路。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希望能把它落到实处。

　　第二个建议是中国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带头和领导作用。中国在削减贫困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如果能在缩小不平等和环境保护方面为世界作出贡献，那么中国将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也帮助其他国家解决问题。

　　比如，非洲由于薄弱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太阳能板来满足其能源需求。中国的光伏生产成本为全球最低。对此，最近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的光伏企业已经破产或正被关闭。我认为中国不应该大面积关闭光伏生产厂，而应该把这些过剩的产能用于支持其他国家。中国的光伏产业有能力开拓新的市场，比如用来支持非洲的能源需求。如果能够付诸实施，这将不仅是外交上的胜利，而且会是巨大的经济贡献。

　　财新记者：今年是肯尼迪总统遇刺50周年，你在刚出版的纪念他的书中，强调互信是国与国关系的核心。这对当下有何借鉴？

　　萨克斯：这本书叙述了50年前肯尼迪总统怎样与苏联协作，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那时，美国和苏联正在冷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给全球造成了灾难性打击，两国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两位领导人在这一逆境下重建了信任，并促使两国最终签署了条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两人之间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甚至定期互通私人信件。

　　领导人之间以建立信任为目的会面、沟通异常重要。美国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同它“黑名单”上的国家，比如伊朗、朝鲜、叙利亚进行真正的沟通了。美国应该与这些国家更直接地对话，而不是寄希望一战了之。

　　更广泛地来说，有隔阂的国家间，应有更多的外交活动，更多地致力于问题解决，维护和平，而不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财新记者：那么中美之间应该如何建立互信，尤其是在当下，不少专家认为两国间存在“战略性不信任”的情况下？

　　萨克斯：中美之间也应该更好地沟通。这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它们肩上负有很大的责任，而且还有敌对的危险，很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

　　好的沟通不应仅限于领导层，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学界、科学界、文化界等都应该加强交流，探讨诸如怎样更好地发展可持续能源、怎样发展电动汽车、怎样协力帮助非洲减少贫困等一系列问题。

　　战略性不信任，应该被更直接地通过面对面沟通解决，正式的、非正式的会面都有好处。解决问题应该更具创造性，就像邓小平和肯尼迪做的那样。

　　财新记者：“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盛之时，你和斯蒂格利茨教授都亲临了现场，对“占领者”表达支持。你觉得西方金融业问题何在？对金融监管有何借鉴？

　　萨克斯：银行业的激励机制一直存在很大问题。他们收进其他人的钱，然后以此为赌注，赌赢了把收益占为己有，赌输了则由政府来埋单。

　　美国的去监管化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单纯倡导去监管化，整个社会会变得一团糟。美国的经验证明，去监管化要慎之又慎。银行在很多情况下会很不负责任地使用百姓的钱，我们需要监管来保证他们负责任地为百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