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样的博弈中，英行迈出了向中央银行发展的最重要一步：它稳居银行券“发行一哥”的地位。银行券就是英行发出的替代金属货币的一种支付凭证。1709年，国会把使用银行券支付政府借贷的权力授予了英格兰银行；1833年，英行的银行券确认为国家的“法定货币（legal tender）”；1844年，它成为英国垄断的纸币增量发钞行。“法定货币”这样一个被现代社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制度安排，走过了150年的试错之路。了解它的历程与了解它的结果同样重要，而且更加有趣。
图6：一张明代发行的军纪宝钞。
谈到纸币，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先锋。历史上，中国人把非金属的政府发行的流通支付的工具叫做“宝钞”，对用于记录与交税相关的纸片叫“税票”“库票”。我所见到书藉上记载的最早的宝钞出现在唐代永徽年间（650-656），是吏部印造的。之后大宋、大元、大辽、大明都印发过宝钞，兵部、礼部、户部都曾是发行者。把“钞票”合称，则源于清代咸丰年间（1850-1861）发行的两种纸币“官票”与“大清宝钞”。中国民间发行的支付工具则是宋代的“交子”。在1897年以前，中国并无银行发行的钞票。
图7：一张1689年的金匠支付凭据, 10英镑10先令，意味着持有人在金匠那里存储了等值的黄金。
和中国的宝钞相比，英国人十七世纪流行的流通支付工具就显出特点了。首先，英国的这些凭据，无论是英王的财政部发行的（exchequer orders, exchequer bills）， 伦敦城里的金银匠发行的（drawn note），或是英格兰银行发行的（bank note），都是基于一种存款或借贷的关系，有基础货币（黄金）或税收做为兑付支撑。其次，这些凭据是开给具体的持有人，流转时要持有人背书。而且每一张都有不同的金额，不便利金额不同的交易。第三，它们存在的时间很短，不会长期留在流通领域。它们是手写粗制的，纸质脆弱易损。这些支付工具更像后世的“支票”，而非“钞票”。
相比而言，中国人发明的不受基础货币制约，面额、格式、内容统一的“宝钞”，与现代中央银行体制下发行的货币更具近亲关系。西方的金融史尊崇中国人的这一发明。不过，现代世界通行的纸币的直接起源，必须追溯英格兰银行的发钞历史。
英行成立时就提出要发行统一的“银行券”，但直到1709年它才得到特许。这个特许有两个关键决定了英行银行券未来的命运。第一它允许英行不但可以黄金为储备发银行券，而且对政府贷款有一部分直接就可以银行券的形式支付，实际就是以政府债券为基础发行货币。政府越多借债，英行银行券发行空间越大。第二对政府发的银行券可以不记名，统一格式，确定整数金额。这两条就为货币的自由发行奠定了基础。统一的不记名的银行券则可能长期滞留在流通领域。这真是西方现代发展过程中极为英明的一项制度安排。1732年英行开始印刷货币，并且寻找最佳纸张来印制。纸英镑就此脱颖而出。
图8 ：早期的一英镑纸币，面额虽小，但当值很大。这样简单的纸币极为容易被仿作假钞。
任何一项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它的社会历史需要，把这一过程描绘为某人的精明或运气或阴谋是不真实的。此时的英国，不但战争对货币提出需求，工业革命的曙光也已经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如果仍然谨守后来被凯恩斯称为“野蛮时代遗物”的贵金属货币制度，作为交易手段与投资手段的货币肯定会供给不足。突破金属供应量的制约发行纸币，是需求的呼唤，英行创始人的精明在于听到了这种呼唤。一纸银行券应天时地利，茁壮成长，势不可挡。1745年，面对另一次严重的纸币挤兑危机，伦敦城里1140位商人联名签署了如下一份声明，挺身而出保卫英格兰银行的纸英镑：
“我们，下面签署的商人及其他相关人士，认识到目前保护公众信用的极端重要性，在此庄严宣布，我们永远不会拒绝英格兰银行开出的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不论数量大小。我们也会同样的努力保证自己的支付具有同样的信誉。”
图9：十九世纪初年伦敦城里的商人绅士在市政厅聚会，大事件在这里讨论决定。
时代由英行之手拉开了序幕。作为大众交易的支付手段，它辉煌了几百年，直到信用卡的出现。今天，面对它的是网络金融的终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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