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事件的症结在于维稳司法

　　财新记者 秦旭东

    《南方周末》最近关于唐慧案的报道引起了巨大争议，关键是其颠覆了公众早已形成定见的关于唐慧案相关事实的认知。就我个人而言，倾向于相信这组报道揭露的事实，因为这并未超出我们有关国情的常识——这是一个上访与维稳荒诞循环的典型案例。

　　唐慧事件，其实涉及两个相互关联又分别独立的案件，一个是唐慧之女被“强迫卖淫”案，另一个是唐慧被劳教案。

　　唐慧为前一个案件的上访、抗争持续经年，此前虽有一些媒体报道，但事件之所以成为舆论焦点，一个关键原因是湖南官方对唐慧的劳教处罚。在劳教制度已成过街老鼠、中央已经准备改革乃至废除劳教的当口，对一位为幼女不幸遭遇寻求正义的执着母亲采取劳教措施，后果可想而知。

　　劳教之错毋庸置疑。某种程度上，唐慧劳教案与任建宇劳教案等，将成为压倒劳教制度的最后一根稻草。从客观效果来说，他们以惨烈的代价，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但是，对于唐慧之女被“强迫卖淫”案的刑事处理，湖南官方习惯性的沉默，导致信息的匮乏，广泛传播的案情信息，主要来源是唐慧的说法。加之对中国司法不公的惯性认知，在媒体和舆论中基本上形成了《南方周末》报道之前的事实版本认知。

　　基于唐慧的遭遇及其个性影响，以及她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认知水平局限，她的言行并非不可批评，但也不应过份苛责。所以问题主要在于官方，媒体也应反思。

　　在信访与维稳的死结中，司法运行容易被操纵而偏离法治轨道，舆论既受压抑又易扭曲，匮乏的信息无助于公众形成理性判断。

　　可以说，湖南官方在舆论喧嚣之后，向个别人员和媒体“敞开了心扉”，提供了大量案件材料和相关事实细节的介绍，促成了后来“颠覆性的报道”。

　　对于这组报道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维稳司法因为一方“闹事”而处理偏离轨道，主要问题在于前者，但“闹事者”也是诱因，并非不可以批评，尤其是在媒体和舆论中呈现的事实有偏差的情况下。

　　唐慧案舆情的反覆，反映的是所谓维稳司法的荒诞。为何上访能达到如此功效？唐慧这根稻草缘何压倒正常的司法体系，关键在于政法权力结构和维稳体制。

　　微博网友“雷磊ak”说：“唐慧案应该有一个全面中性的梳理，她的诉求需要得到关注，但别忘了还有另外两条生命面临死刑。法治精神不仅在保护弱者，更在于尊重罪犯的权益，给其与罪相当的惩罚。南周报道缺憾在于文中官方打扮得太过委屈，他们没有坚持法治原则才是主因，责任多半不在唐慧身上，个人行为失当并不是司法偏差的借口。”

　　微博网友“哥是曹小虫”说，“你得明白，唐慧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串在信访与维稳这两根绳子上。不委屈的，永远只能是那个提着绳子、远在天边的青天大老爷。”

　　对于永州官方以及当地官员来说，这组报道在客观上可以给他们“释压”甚至卸责——麻烦主要来自“刁民”闹事。但众所周知，他们只能抱怨唐慧，因为他们不敢也不可能抱怨领导和机制。

　　上访之路本就是条不归路，本不应存在。不过事情发展到劳教官司胜诉，唐慧期待的“正义”，至少在舆论层面得到了基本实现。同期，“强迫卖淫”案在经过复杂历程后，以七位被告人获重刑而结案，如今，两个死刑犯正在等待最高法院的复核。

　　但对于媒体而言，更值得反思自身角色。综合目前公开的事实判断，“强迫卖淫”案的办理，确实问题多多。受害人一方（唐慧及其女）的权利要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一样要保护。如果两人最终被执行死刑，他们的家属又悲情上访，闹事，媒体和舆论又当如何表现？显然，舆论风向在此当口，应该重点关注这些人的境遇，以推动误入歧途的维稳司法纠偏。

　　原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2009年11月在一个题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适用”的讲座中，曾举例说明处理死刑复核案件时面对的复杂现实，在一些死刑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会面临“腹背受敌”的麻烦——判死，被告人家属一方不满；改判，被害人一方不满。双方都会以“服毒、要死”等极端方式来施加压力。

　　近期关注度颇高的念斌案中，念斌被当作投毒犯，三次被判死刑，但从司法材料特别是证据方面来看，判决问题严重。按照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应当无罪释放。但如果受害者一方认定念斌就是投毒犯，他们也会通过“上访闹事”来给地方司法当局施压。同样的情况在广西北海案中也出现过。

　　这里，“闹事”的人当然应该反思，而问题的根子在于司法机关和政法体制。如果司法的正常运转不受其他权力的不当干预，如果司法机关能够严格依法办事，“闹事”的人也就没有空间，也就不会形成扭曲的示范效果。

　　要言之，完善的法治，要在司法和民众的良性互动中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