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日,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现场称,全国科研经费大概只有40%真正用于科技研发,60%都用于开会、出差等。8月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了2010年以来科研不端行为投诉举报以及处理情况,其中提到科研经费重复申请等隐性不端行为呈上升趋势。
此前,涉嫌贪污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的浙大教授陈英旭已被逮捕并开庭审理,如果指控被法院认定,将创造贪污科研经费的新记录。浙大一位教师表示,陈英旭的出事同时也揭示了科研经费的体制问题,“你想想,2009年把钱拨出来,2010年让你结题把钱花光,这肯定不科学。”
科研经费该如何投放和监管?政府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体办公室副主任颜振军称,60%的经费用来开会,这个数据凭个人经验应该偏高了一些,而且科研经费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这个比例。经费用来开会没有问题,关键是会议的内容和参会人员是否合理。
颜振军认,中国在科研经费上对项目执行单位的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监管的方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项目或课题的预算要求过于机械过于精细,由于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的变动,任务承担者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难以严格按照预算安排花钱,而变更预算又很麻烦,所以有些时候不得不作假以符合预算科目的规定。再如,有的时候财政拨款时间滞后,挤压了项目承担者花钱的时限,资金使用节奏与技术开发的节奏不相匹配,也会诱发作假行为。
颜振军表示,在科技创新的经费投放上,政府应当扮演正确的角色。政府对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介入过度,常常会扭曲与误导市场。现在的情况是,各级政府把科研经费更多地直接资助了产业技术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很多又不恰当地由大学或独立研究机构来牵头组织或者单独承担,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得不充分,创新的效率与效益不高。
他说,政府主要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落在创新链的前端,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主要环节。基础性研究具有公益性,其市场价值通常难以预期,市场主体一般来说缺乏介入的动力,目前中国的企业还很难做到像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那样有足够的实力和眼光来开展或者资助基础性研究,政府责无旁贷。而以产业化为主要环节的创新链的后端应当是主要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
颜振军建议,财政科技经费更多地投向基础性研究;在产业技术研发上的财政投入更多地用于普惠性的创新平台建设;政府投资的产业类科研项目主要由企业来牵头组织或者单独实施,而政府有关部门要帮助企业组织协调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在项目监管上可以将研发业务监管和资金使用监管合一以提高监管效能。
(财新实习记者 夏挥汗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