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关乎银行业未来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胡祖六）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支主力军。但是，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长期面临着无形阻力以及高度歧视性的法规与政策准入障碍，严重制约了银行业的多元化差异化健康发展，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消费融资不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乏力等尖锐矛盾。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有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平均比重不到15%， 中位数为8%，其中国有银行市场占有率低于5%的国家占比近半。国有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体系中曾扮演主导角色，但其在银行业资产中的平均比率已从1970年的67%急降到2010年的17.3%。

　　政府在银行业中参与度的急剧下降，是这些国家在经历了国有银行高度集中所引发的长期信用错配、资本浪费与增长停滞之后，一个更加务实与明智的政策选择。换言之，国有银行普遍性的绩效不良是其在金融体系参与度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在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中国、埃及、印度、和叙利亚等少数国家中， 国有银行继续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主导作用， 国有银行占银行总资产规模至少一半以上。其中，国有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地位与影响最为突出。虽然经过了大规模改制重组，引进战略投资，以及海内外发行股票上市，国有银行（包括国有独资与控股）的比例仍然高达70%以上。在参与世界银行关于国有银行调查的127个国家中，按国有银行参与度从低到高排序，中国位列第117位。

　　国有银行参与度高，在经济下行期，国有银行仍可以漠视商业风险继续增加信贷供给，从而避免信用过度紧缩与经济严重衰退。最典型的案例是中国银行体系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响应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新增银行信贷高达9.6万亿元（如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则是接近12万亿元）。信用过度膨胀的后遗症到今天仍在继续发作——投资效率低下，地方政府和企业杠杆率过高，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等等， 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多年来中国国有银行根深蒂固的顽疾就是政府干预下的所谓政策性贷款，银行成为了政府准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工具，导致不当信贷决策和过高的不良资产率。中国2009年的教训再次提醒我们，国有银行反经济周期的长期成本高于昙花一现的短期益处，总体上得不偿失。

　　主张国有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人士认为，国有银行的另一潜在好处是能把信贷输送给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弱势部门与群体——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企业（start-ups）与广大的普通消费者。但中国的经验表明，国有银行最擅长的业务却是服务大型国企和各类政府投资项目（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的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在经济放慢或者宏观调控时期，中小企业尤其首当其冲，遭遇信用紧缩。中国国有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在满足中小企业和消费融资的普惠性金融服务需求上，远次于国际上私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中国的切身经验，以及国际上所有曾以国有银行主导的国家的金融发展历程，都充分说明了国有银行不仅导致信贷资源错配，投资效率低下，拖累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且也难以实现所谓反经济周期或者促进社会公平等公共政策目标。

　　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与国务院领导班子重申了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政策承诺。 这是一个重要的积极的改革信号。

　　在增量上，应该消除陈旧的法规与政策障碍，新设一批由民营资本为主发起与控股的银行机构，实现商业模式与经营机制上的创新，客户结构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企业，与消费融资等。 但是，为了确保银行业的公平竞争与效率，政府也必须在存量上采取切实行动，有序地减持政府在现有国有银行的持股比例，直至放弃或转让控制权。

　　归根结底，无国退，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民进。如前所述，政府控股盈利性商业银行中没有任何合理的理论或实际理由支持， 只会产生金融压抑，扭曲资本配置，威胁金融稳定。政府许多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完全不必通过国有银行贯彻，而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审慎金融监管等得到更好地落实。与现行主流思路相反，我认为，政府可以且在一定时期内有必要继续保留国有独资的政策性银行机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发银行等。但是，政府必须从盈利性商业银行业大幅度退出。只要国有企业继续在包括银行业在内的竞争性产业占据制高点，中国就无望成为一个公平有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