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顺义受虐女童获民间组织救助

　　尽管经历波折，但在张雯看来，丽丽妈妈最终愿意把孩子送出来，已非常难得。

　　“你想去救助孩子，家长不让你接触孩子，你还能怎么办？我们还能去抢孩子吗？”张雯所指的，正是2010年的“小希望”事件。

　　2010年1月，一个小生命在天津儿童医院诞生。女婴不仅患有先天性高位肛门闭锁，更有卵圆孔未闭、动脉导管未闭、生殖系统畸形、阴道闭锁等一系列疾病。即便倾尽所有保住女婴性命，孩子所面临的也是终身残疾。孩子的家人再三衡量，最终放弃治疗，将孩子送到了临终关怀医院。北京的一批志愿者了解到情况后，直接从天津医院把女婴“抢”走，带到北京的医院强行送治，并为其取名为“小希望”。而儿希会，也参与到了这场充满争议的救助之中。最终，“小希望”的家人来到北京，坚持将孩子带回天津。半个月后，“小希望”去世。

　　在儿希会及支持抢婴者看来，儿童的生命权利高于一切，父母的行为极其不负责任；而反对者则认为志愿者们以“爱”为名义，漠视孩子家人的意愿，违反中国法律，给这个悲剧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痛苦。时隔两年，随着一个以“小希望”命名的受虐儿童保护机构成立，当初支持并参与救助的一派，与反对者仍在网络辩论乃至相互攻讦。

　　也正是“小希望”事件带来的触动，促成了儿希会的受虐儿童救助项目。但面对被家人放弃治疗的病儿，或被亲属虐待的孩子，“监护权”仍是他们干预救助绕不开的坎。

　　“看到有家长虐待孩子的，普通人能上去说‘这孩子我带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文娟介绍，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及其监护人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但具体向谁举报，举报后谁来处理，并不明确。对严重不称职的父母，法律也提出可以撤销监护权，由“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但这个“有关”人员和单位究竟是谁，撤消了监护权孩子又该如何安置，均没有明确规定。

　　张文娟专门研究过美国儿童保护的制度历史。她发现在十九世纪，美国也没有相应的保护机制，由私人介入干预虐童问题。例如发现儿童受虐，强行将孩子带走送医等。但随后，美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机制，发现虐童案件后，有专门的儿童保护局介入，有体系化的干预服务机制和儿童安置机制。“而中国到了21世纪，对儿童受虐问题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事实上，究竟要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儿童保护机制，学界业界已颇有共识。“一是明确报告的义务和渠道；二是专业机构的回应。”在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主任王乐介绍，发现儿童伤害事件，报告儿童保护部门，社工和执法机构上门评估，专业机构启动回应机制，已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模式。而中国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点”，如建立了福利院、救助站，缺乏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在火坑里的孩子，仍然在火坑里。”

　　在业内人士看来，要建立这套机制，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部门的分割。当前由民政为主导进行立法，而民政部门的权限仅在对困境儿童的救助、补贴。但儿童保护涉及民政、公安、教育等多个部门，需要在国家层面推动。

　　“法制完善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而孩子们等不及。”在张雯看来，即便没有相应制度，社会仍然需要行动，否则南京女童的悲剧还会发生。

　　儿希会准备向全社会发出一份倡议。张雯希望社会能够达成共识，任何人，看到孩子有了生命危险，一定要救，以团队的方式、拍照取证，不能眼看着孩子被饿死、被打死；其次一定要报告，向民政、警方等相关部门报告；同时要学会传播，让公众知道，让专业机构了解，让有爱心有能力的人关注。张雯同时呼吁全国上百家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民间机构搭建起网络，为孩子们提供临时的庇护场所，培养合格的寄养家庭。

　　张雯相信，就算法律制度不健全，但全社会都行动起来、保护孩子，“孩子就不至于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