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顺义受虐女童获民间组织救助

　　【财新网】（记者 蓝方）在媒体和警方的干预下，长期受虐待的女童丽丽（化名），终于又得到了离开家门、回学校读书的机会。

　　2013年8月25日，家住北京顺义的丽丽家人，同意和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下称儿希会）签订社工服务协议，让儿希会把孩子接走。此时距离儿希会最初介入此案已有两个多月。这也成为民间组织干预儿童虐待少有的成功案例。

　　丽丽今年11岁，长期遭到妈妈的恶意体罚，邻居在网上为孩子发信求助。丽丽妈妈一开始接受了儿希会的帮助，包括为她提供心理咨询，给孩子联系学校读书等。但此后因为一些误会，丽丽妈妈拒绝与儿希会联系，不让社工与孩子接触，更明确表示，不会让孩子重返校园。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讨好家长。”儿希会发起人张雯表示，在儿童保护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民间组织想要帮助孩子，唯一的通道就是获得父母同意。但究竟能有多少有意或无意忽视、虐待孩子的家长愿意打开房门，接受来自社会的干预和帮助？

　　建立儿童保护机制，才是最终出路。

　　依靠“运气”的救助

　　丽丽之所以会受到儿希会的关注，颇有“运气”成分。

　　丽丽是对双胞胎，姐姐自出生就和妈妈一起生活，她则被送到爷爷奶奶家抚养，三岁才回到母亲身边。丽丽妈妈离异后，一个人要带两个孩子，生活压力大，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相对姐姐的乖巧，丽丽显得顽皮、任性，经常惹怒妈妈。她遭到的惩罚，便是站在家门口，甚至一站就是一整天。

　　从3岁到11岁，丽丽经常遭遇这样的体罚，有时连饭都没得吃。年纪稍大一些，丽丽知道逃跑，民警找她回家，无非对妈妈女儿都教育一番，此后体罚依旧。邻居们看在眼里，有的可怜孩子，会给丽丽送些吃的，却遭到丽丽妈妈谩骂。

　　“要是在国外，邻居们发现孩子受到虐待，有义务在第一时间报告儿童福利局。”张雯介绍，中国的情况却是，即便发现孩子受虐，也不知道该报告谁，或者报告了也没用。在儿希会介入前，来自妇联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曾劝诫过丽丽妈妈，“但他们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这一次，丽丽的邻居选择了微博。她把丽丽的情况发上网，“@”了所有她知道的、与儿童权益相关的账号。幸运的是，这其中正好有儿希会在广东的一个志愿者。收到求助信息后，儿希会的社工协调丽丽所在社区的妇联工作人员，一同去丽丽家家访。社工从丽丽妈妈的现实困难出发，取得了丽丽妈妈的信任，双方的沟通还算顺畅。

　　张雯介绍，在发达国家的儿童保护体系中，儿童社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儿童保护局接到报告后，便会指派社工入户调查，这是社工的权利，也是义务和责任。社工会对父母进行评估，若父母对孩子安全有威胁，会立刻将孩子带到庇护场所，甚至启动剥夺监护权的程序；而大多数父母可能通过培训、教育后，可以继续履行监护责任。“我们倒是简单了，社工根本没有权力入户。”张雯说，所以社工想要介入类似的案例，“就是不断地去讨好这个母亲。”

　　事实上，丽丽妈妈也有自己的难处。她小时候受过创伤，也曾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没有稳定的工作，心理压力非常大。她和丽丽关系糟糕，孩子性格乖张，很难管教，妈妈除了打骂不知他法。丽丽在学校偷同学的东西被开除，更让她感到颜面扫地，便听任孩子辍学在家。

　　“可以说所有的虐童案件，都出现在破碎家庭。”张雯感叹，稳定家庭关系的缺失，导致了问题家庭的问题儿童，而这将成为转型期中国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儿希会很快制定了对丽丽的帮助方案。儿希会的工作人员胡彦介绍，把孩子带离家庭，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外界介入需要做的，是提供各种资源，帮助孩子能够更好的留在家庭中。社工事实上起到的是资源转介的作用。儿希会为丽丽和妈妈找来专门的心理咨询师，改善亲子关系，安排了年长的志愿者定期上门陪妈妈聊天、看望孩子，同时给丽丽联系了新的学校、筹募了学费。

　　但救助并未向着预想的方向进行。今年7月，在征得丽丽妈妈同意后，北京一家电视台以儿童权益为主题，讲述了丽丽的故事。丽丽妈妈最初对这期节目并无意见，还觉得讲出了自己的心声。但过了两天，丽丽妈妈态度突然转变，给胡彦打来电话破口大骂。胡彦估计，很可能是有熟人也看到了节目，丽丽妈妈感到了社会压力。

　　丽丽妈妈拒绝和儿希会继续联系，拒绝志愿者和丽丽继续接触，更明确表示不会让丽丽去儿希会联系的学校读书。一位坚持上门看望丽丽的志愿者发现，妈妈的体罚变本加厉，丽丽被罚站在门外，甚至要自己去垃圾堆里翻吃的。

　　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北京当地另一家媒体再次介入报道丽丽的案例。这一次，记者联系采访了当地警方和教委，迫于压力，丽丽妈妈终于同意儿希会接走丽丽，让孩子重回学校读书。